【虽然明朝的匠籍制度被人诟病，但是匠籍制度并不是明朝发明的，这事还是得说回宋元。
之前就说过，宋朝的社会文明高度发展，所以为了确保社会各项领域的发展，南宋开始盛行以职业划分户种的做法，而这到元代就发展为“诸色户计”，各色职业户均要向官府提供不同的劳役。
《元史·卷九十三》记载：“然其户大抵不一，有元管户、交参户、漏籍户、协济户……凡儒士及军、站、僧、道等户皆不与。”
为了便于强制征调工匠服劳役，他们将工匠编入专门的“匠籍”。
《通制条格·卷二》中记载：”军、站、急递铺、驾船、漏籍、铁冶户，户下人口折居者，揭照各籍相同，……户下人口析居者，仰充灶户收系应当丝料。”
为了维持社会的稳定，保障自己财政的收入，蒙古统治阶级下达命令，无论一个人以何为业，他将继续从事那种职业。
从实际上来看，元朝能够在华夏文明的历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他们的社会制度也是有着独到之处的，至少他们颁布的政令满足了他们的要求。
这种户籍制度是经过精心设计的简化做法，的确是将人口永远保持在某种稳定状态了。
但是对比其他户籍，工匠是非常凄惨的，因为工匠的全家老幼都要参加生产，而且世代相继，地位低微不说收入还比较低。】
“是啊，那些贵人总爱说什么士农工商，可是咱们的日子哪就比商人好了？”一个工匠愤愤地说道，他一家子努力维持生计的时候，杜家商行的老板却是夏不缺冰、冬不缺碳的，每日大鱼大肉地吃着。
这怎么能说是工匠的地位高呢？
【工匠卑微的社会地位并没有随着王朝的更替而有改善，因为后来的明王朝依旧沿袭了元代的匠户制度。
在分为民、军、匠三等民户中，从事手工业的民众被划分到匠籍。
但匠籍制度世袭罔替的性质,是完全没有考虑过匠户的实际执业情况。
这些手艺活是非常吃天赋的，天赋是不会以血脉继承的！
孔子的子孙没能成为孔子那样的大贤，有为之君的儿子也可能是个大昏君，那匠人的儿孙就一定能学会那些手艺活吗？
不一定，成化五年的时候工部就曾上奏,“南京轮班各色人匠,虽皆取以供应朝廷造作之用,中间谙晓本艺者十无二三”。
没办法，官局最后只能临时雇佣工匠来做事，可见,这种一成不变的、严重背离了生产实际需要的工匠制度,是难以长久维持下去的。】
明朝
朱元璋也很是坐不住了：“大明初定时，底下动荡不安，这法子多好，立马就让下边安稳下来了！怎么就成这样了？”
当时的大明，刚刚经过战争的洗礼，百废待兴，这个政策是为了保证社会的稳定啊！
民间凑在一起的工匠们是各有各的苦楚，一时之间哀声一片。
“我儿是真的学不会这手艺啊！”他最近是真的急得睡不着觉，他的二儿子年岁渐长，就是学不会自家那个手艺，他和老妻一走，自家二儿子可怎么过活呢？
“我爷爷手艺那叫一个精致，我和我爹就怎么都学不会，我儿子那个天赋就很高，但是没人教啊！只能让他自己琢磨了！”
……
【按照《双溪杂记》：“北征之马聚於马房，营造之兵终归匠籍” 来看，许多为军队服务的工匠虽然有着军籍的身份，却还是被当作工匠，这种人被叫做军匠。
虽然军匠虽然带着一个“军”字，在统治阶级看来其本质还“匠”，不论是政治地位还是物质生活，都非常的惨淡。
匠籍要世代承袭，而且为了便于勾补不许分户。
在这种情况下，没有皇帝的准可，无论是军籍的工匠还是匠籍的工匠是无法改换户籍的。
而工匠因为职业问题，很难跻身于统治管理层面，他们无法发出自己的声音，就只能被动地承受政策带给自己的苦痛。
明代的工匠分为住坐和轮班两种，住坐匠就是匠人住坐在京师,每月上工十日。轮班匠则是外地的匠人，每过几年轮流调到京师工作三个月。
但是因为古代的交通问题，路途比较远的匠户经常要折腾上六七个才能回家，这么轮一次就要耗费半年的时间,严重的影响到了民间手工业的商品生产，而工匠们得到的补偿仅是免除其它的徭役。
官营工业统治方法野蛮落后,内部管理混乱不堪，工匠们更是苦不堪言，只能用失班或逃亡来对付这种野蛮的统治，到嘉靖四十一年的时候，大明工匠逃亡、失班的差不多占了三分之一以上。
僵滞的工匠制度,野蛮落后的管理方法,主管官员的营私舞弊,工匠们没有任何生产积极性,注定了匠籍制度在严重影响民间手工业商品生产的同时,也导致了官营生产的日益不景气的逐渐衰落的局面。
可以说，匠籍制度的长期存在，使华夏始终无法形成一个自由劳动力有效供给的市场，雇佣关系的一方缺失，使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只能长期处于低级阶段，严重的影响了华夏资本主义萌芽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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