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州郡去兵的同时，他规定大郡设置武吏一百人，小郡设置武吏五十人，以维持地方治安。但在当时，这一举措就遭到了尚书右仆射山涛、交州刺史陶璜的反对110
。到八王之乱后，州郡根本无力控制局面。后人更是批评废除州郡武备的措施，对“永宁以后，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结果的出现，负有一定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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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
制定户调式，颁布品官占田荫客制
平吴之后，司马炎在全国范围内颁行占田和课田、户调的制度。其颁布的法令首先对人口年龄进行了分组：男女十六岁至六十岁为正丁；十三岁至十五岁、六十一岁至六十五岁为次丁；十二岁以下为小，六十六岁以上为老。然后规定：丁男一人占田七十亩，丁女占田三十亩。每个丁男要缴给国家五十亩税，计四斛；丁女缴二十亩税；次丁男缴二十五亩税，次丁女免税。边远郡县只交户调三分之二或三分之一，少数民族不课田，每户交三斛，再远的交五斗，名为“义米”；极远的交钱二十八文叫作“算钱”。户调则为赛布一匹，远地可减至一丈。上述规定只是个平均数，实际征收时还要按照贫富分为九等，根据户等收税，即所谓“九品相通”。139
司马炎实施这一制度有两个目的，一是通过限定最高占田数目，以阻止私人大量兼并土地。二是通过规定课田的最低限额，占田农民根据固定的课田数而交纳固定的课田租税，又使国家的租税收入得以保证。但这一制度给农民带来沉重的负担。当时，占田数是农民向政府办理土地登记时的最高限额，至于农民是否能够占有规定的足额土地，政府并不过问，而政府却要求农民必须按足额的课田提供田租。西晋的田租比曹魏时期的亩税额加重一倍，户调则增加了二分之一。这就使得一部分农民因不堪政府剥削，而流入私门，成为豪强士族的依附民。89
在颁行上述制度的同时，司马炎又规定了官僚士族按官品占田、荫客和荫亲属的种种特权：一品官可以占田五十顷，以下按官品递减五顷，直到九品官占田为十顷；并按官品的高低荫及亲属，多者及九族，少者三世；六品官以上占衣食客三人，第七第八品占二人，第九品占一人；第一第二品官占佃客五十户，第三品十户，第四品七户，第五品五户，第六品三户，第七品二户，第八第九品一户。“宗室、国宾、先贤之后及士人子孙亦如之”139
。这些被荫占的人口，只附属于大户私人的家籍，不在政府注籍，也不担负国家的租税赋役，只同主人保有着强烈的人身依附关系，受着主人的剥削和奴役。89
这一规定保证官僚士族得以占有大量的土地和劳动力，特别是那些占田和荫客尚未达到规定数额的人可以借此补足，既是政府第一次以法律形式肯定官僚士族荫占人口的权力，也是对官僚士族任意侵占人口和土地的限制，它反映了西晋政府同士族地主之间的激烈争夺。但是士族官僚们并不把司马炎的限令放在眼里，在合法占有之外，还往往通过兼并和私自侵夺攫取更多的土地和劳动力。如重臣王戎广收园田，水碓周遍天下140
；强弩将军庞宗有田二百余顷141
；历任方镇的石崇有水碓三十余区，仓头八百余人，田宅无数，仅某一处的田庄就占地十顷142
；宗室司马睦霸占官府稻田，在封国招诱逃亡人口，私占人口高达七百余户143
。89
劝课农桑，兴修水利
司马炎即位后，继续推行屯田制。如羊祜镇守襄阳时，分其所统领部队的一半进行屯田800多顷，一年后，收获的粮食够军队十年吃用，大享其利。为增加屯田劳动力，司马炎还免去邺城奚官奴婢的身份，使他们变为屯田兵，在新城屯田种稻。162
为了扩大耕地面积，安置流民，增加租税收入，发展农业生产，为灭吴、平定江南准备充足的物质条件，“朝廷励精于稼穑”。为此，司马炎于即位初连续下诏，劝课农桑。为奖励劝农不倦的郡县长吏、守相、他还赐他们每人一匹马。接着又下诏各级地方官，要求他们“务尽地利，禁游食商贩”。司马炎还亲耕藉田，积极鼓励发展农业。泰始四年（268年），司马炎还设立“常平仓”18
，以稳定粮价，维持人民的正常生活。他也曾下诏责令郡县官吏，要“省徭务本”，打击投机倒把、囤积居奇19
。对那些劝农开荒、勤恤百姓而作出贡献的地方官，司马炎则大加奖励。如汲郡太守王宏“抚百姓如家”，督劝该郡开荒五千余顷，虽遇荒年而该郡无匮乏，于是司马炎对其予以表彰，赐谷千斛，并布告天下，树为榜样。为加强劝农工作，司马炎还专门指派司徒石苞“（申）明劝课”，制定“殿最之制”，每年考核一次，以劝农成绩的好坏作为奖罚、升降官职的标准。此外，西晋政府还增加了管理农业的官员。尽管司马炎的劝农政策未能全面彻底贯彻执行，但还是起到了招抚流亡、劝农乐业的积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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