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素芳把最后一件衬衫熨好挂起时，丈夫李建国从书房探出头来：“素芳，家里有没有旧床单和被套？”
她手里的熨斗悬在半空，蒸汽嘶嘶地冒出来，在晨光里散成白雾。“你要这些干什么？”她没回头，声音平得像熨过的衬衫。
李建国走进来，拖鞋在地板上发出拖沓的声响。“老娘年底要从建国家搬回乡下老家去了，”他说着，挠了挠已经开始稀疏的头发，“我想着给她准备几套床单被套，被褥什么的。”
“建国”是他弟弟，乡下人都这么叫，连名带姓一起喊，李建国，张建国，王建国，像是一种集体记忆的烙印。
陈素芳终于转过身，熨斗放在支架上，发出轻轻的“咔哒”声。“家里的旧床单被套，你老娘怎么看得上呢？”她的声音依然平静，但李建国听出了那平静下的暗流，“你拿回去她又要骂我。要买就买新的吧。”
“旧的不也能用么……”李建国嘟囔着。
“买两套新的也花不了多少钱。”陈素芳打断他，从晾衣架上取下熨好的衬衫，动作精准得像在完成某种仪式，“免得拿两套旧的回去，让她说我这个大儿媳不孝。”
她都能想象那个场景——婆婆坐在老房子门口，左边是张婶，右边是王婆，手里摇着蒲扇，嘴里絮絮叨叨：“我那大儿媳啊，给我拿的都是旧床单，破得都快透光了……”这样的话，她能说几十年，说到陈素芳都老了，说到她自己都忘了最初的情节，但那股怨气不会散。
李建国沉默了。他总是这样，在冲突面前选择沉默，像一堵会呼吸的墙。
陈素芳拿着衬衫往卧室走，经过他身边时，闻到他身上那股熟悉的、混合着烟草和衰老的气味。三十年的婚姻，这种气味已经渗进她的生命里，洗不掉了。
卧室的衣柜里，整齐地挂着当季的衣服。陈素芳打开最下面一层抽屉，里面叠着几套旧床单，棉布洗得发白，但质地依然柔软。她抽出一套淡蓝色小碎花的，那是女儿小时候最喜欢的图案。女儿上大学那年，她换掉了女儿房间的所有床品，这套洗净收好，想着也许哪天女儿的孩子能用上。
现在丈夫想把它拿去给婆婆。
陈素芳的手指抚过那些洗得发白的小碎花，忽然想起很多年前的一个春节。那时候女儿还小，他们每年都回乡下过年。她总是提前一个月就开始准备，给公公婆婆买吃的喝的，一人几套衣服，从里到外都换新的。她自己穿着几十块钱的毛衣，给婆婆买的也是同样的价位，款式还特意挑了老年人喜欢的样式。
那年除夕，一大家子人围坐在弟弟家新建的三层楼房里——那房子是婆婆帮忙张罗盖的，一砖一瓦都有她的影子。陈素芳拿出给婆婆买的毛衣，深紫色，领口镶着仿珍珠，在当时的乡下算是时髦的。
婆婆接过来，没说话，只是用那双干惯了农活的手抖开毛衣，对着灯光看了看。然后她的嘴角向下撇了撇，那是陈素芳后来在无数个梦里都能清晰回忆起的表情。
“这质量也太差了吧！”婆婆的声音尖利得像冬天的风，“谁穿这种毛衣？”
一屋子的人都安静了。弟弟低下头扒饭，弟媳王秀梅嘴角有一丝几乎看不见的笑意。李建国涨红了脸，想说点什么，最终只是清了清嗓子：“妈，素芳也是一片心意……”
“一片心意就买这种？”婆婆把毛衣扔回给陈素芳，力道不大，但侮辱性极强，“糊弄谁呢？”
陈素芳记得自己当时的手指冰凉。她给母亲买的也是同样的毛衣，母亲逢人就夸：“这是我小女儿给我买的，好看吧？”母亲有退休金，比她宽裕得多，但从不会嫌弃女儿送的任何东西。
而婆婆，这个一穷二白的农村妇女，没有退休金，从未给儿媳妇花过一分钱，却有种不知从何而来的优越感。
从那以后，陈素芳再也没有给婆婆买过衣服。不是小气，是觉得她不配。这两个字很重，但在心里埋了这么多年，已经长成了根深蒂固的认知。
“找到了吗？”李建国的声音从门口传来。
陈素芳关上抽屉：“没有合适的。下午我去商场买新的。”
李建国“哦”了一声，转身要走，又停住：“其实……旧的真能用。老娘现在也不挑了吧，都七十八了。”
“她七十八了骂起人来还是声如洪钟，”陈素芳淡淡道，“你忘了口罩期间她是怎么诅咒我们母女的？”
李建国的肩膀垮了下去。那是他们家最黑暗的一段日子，谁都不愿提起，但谁都忘不了。
三年前，婆婆被弟媳话里话外地赶，不愿回乡下老家——老房子被她自作主张给了娘家舅舅住，一住就是好多年。李建国知道后生气，但又不好说什么，只是私下跟陈素芳抱怨：“那老房子是我的根。”
陈素芳当时冷笑：“自从你考上大学，迁走户口的那天起，这老房子就与你没关系了。无论是房子还是土地，都在你弟弟弟媳名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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