过了几日，大朝会。
在西府七品以上官员需要参加。按唐时仪制，在京九品以上均要参加朔望大朝。但吴越国是王国，自然要降一等，为七品以上参加大朝。
大朝会本来只是象征意义，基本不讨论国事，初一十五各举行一次。不过今日有个大事，是南唐国派人遣使慰问，原因是吴越国先前遭受水患，苏州、湖州等太湖沿岸损失惨重。有大臣建议南唐皇帝趁机攻打吴越，但被拒绝，反而派遣使者前来慰问。
南唐国皇帝李昪很有战略眼光，放眼天下，南唐国也是排得上号的强国，是能够跟中原王朝决一雌雄的国家。如果南唐国要征服吴越，就得将主力集中在江南，那么整个常州府一带都将会沦为前线，甚至可能会影响到润州、升州（即南唐国国都金陵）。
南唐的前身南吴曾经和吴越国爆发了一场大战，然而水战惨败于吴越国，水师崩溃因此导致整场战役失败，至今心有余悸。因此南唐并不想在吴越国身上浪费太多国力。此时中原空虚，动荡不安，应该着眼于北进中原。若南唐国能北扩中原，南下荆湘，西进巴蜀，统一全国大部分地区，届时再以猛虎搏兔之势围攻吴越国，这才是上上策。
南唐国使臣到了杭州，先是被冷落了一段时间，吴越国称臣于北方的晋朝（后晋），而李昪也称帝了，因此吴越国暂时还打不定主意，该怎么处理、该以什么样的礼节来对待。
于是这次大朝会上便爆发了争执。一派人认为，吴越国西面、北面与南唐国相邻，南唐国国力强盛，为防南唐国入侵，应当向其称臣。更何况后晋石敬瑭向辽主称臣，丢尽了汉家颜面，拒绝向他称臣也是应有之义。更何况南唐国国主自称李唐后人，占据了大义名分，这么做也是说得过去的。
另一派则认为，远交近攻，南唐国派使臣安抚吴越国，不过是为了让吴越国放松警惕，积蓄力量，等到中原有变时，南唐国便可抽身全力进攻吴越，吞并其国土，因此不得不防，坚决不能向南唐国称臣。不过，既然人家送上门来，也不能伸手去打笑脸人，回赠一些礼品也便罢了。
两派人在朝堂上吵得不可开交，都认为自己是对的，差点没打起来。钱元瓘听得头疼，好不容易让太监阻止了群臣的吵架，钱元瓘揉了揉太阳穴，道：“此事稍后天策堂再议。”终于暂停了这场争吵。
钱元瓘又问是否还有奏本。
户部员外郎龚承瑾上奏苏州、湖州等地的水患在治理之下，已经渐渐退去。百姓们开始抢种粮食。钱元瓘听了很欣慰，有人提议嘉奖参与治水的各级官吏，名单其实早就拟好，即时报了上来，在朝堂上直接唱名。其中钱弘侑也在此列，钱弘侑是钱元瓘的第三子，虽然是养子，但德才兼备，成年之后被外放为官。这次命他为权工部侍郎，派他前往苏州、湖州治理水患。按道理水患本可由当地自行治理，但苏州为中吴节度使下辖，环太湖的苏州、湖州、秀州没有统筹治水的上级衙门，没人管得动中吴节度使。因此，派遣一名王室成员去统筹整个太湖地区的水患治理便成为了必然。
钱弘侑此行办差得力，加上平时名声一直不错。有小官上奏，应该嘉奖钱弘侑，给他升官。钱元瓘饶有兴趣地询问大臣们该怎么封赏。
吏部一名郎中奏称：“按前例，王子为官，内则入内牙，外则知地方。至于是入内还是外放，是乃殿下家事，臣等不可置喙。”
如果将钱弘侑留在杭州，那么一般就是给他安排内衙军的职务，如果外放出去则是州一级的地方官。
如果要安排内衙的军职，因为王子初次为官就是内衙指挥使，如果要回内衙，就得任内衙都指挥使，高于钱弘佐。如果再往上升，那就是内衙诸军都指挥使，做到这个职位一般就要掌握实际兵权，实际上只有储君才会做到这个位置。
钱元瓘知道是官员们想试探他中意谁做世子，但他并不想现在给出这些信号。虽然他觉得老三还不错，但还不到最后，他还想再看一看。钱元瓘便也说稍后天策堂再议。
所谓天策堂再议，当然也不可能像朝会一样那么多官员，也只有宰执以及相关部门的一二把手，最多十几人而已。
散朝后，稍事休息。
钱元瓘与宰执们首先讨论起与南唐国的外交事宜，宰相曹仲达认为南唐国处理南吴禅让时政权过渡比较平稳，国内还算稳定，精锐兵集中在江淮，随时防备中原王朝。
曹仲达认为南唐国是想稳住吴越，防止被吴越国与中原王朝夹击，因此想交好于我国。他建议继续向后晋进贡称臣，同时又与南唐国修好，但不称臣于南唐，这样两不得罪，战略空间也比较自由。
此话老成持重，但钱元瓘也有疑虑，如今后晋朝廷，风雨飘摇，时不时有叛乱，恐怕又有改朝换代之虞，毕竟中原王朝过个几年换个皇帝已经司空见惯，可能过几天就不叫晋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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