万历四十七年三月九日的下午，万历皇帝把皇太孙朱由校召到病床前，说了三个时辰的话。
这三个时辰的对话不敢说让朱由校脱胎换骨，但一定令他大受触动。
万历将自己一生的经历事无巨细的跟朱由校说了，把自己所见所闻，如何应对各种政事都跟其一一详细分解。
朱由校明白这是万历皇帝在教自己如何才能做一个好皇帝。
他将万历皇帝讲的话都深深的记在了脑海里。
尤其是最后的那句话：孙儿，你千万要记住，文臣皆不可信，治国绝不能只贪图眼前之利，要将目光放得长远才行。我大明现在最紧要的事，就是恢复粮食，还耕于农，国无粮不稳，切记……
……
在大明自中期以后，之所以能够做到商业繁荣，一切都得归功于农业过盛所至。
而农业过盛的原因，则要归功于隐田。
最终摧毁这一根基的，正是被无数后世学者吹捧的清丈法。
正是所谓的清丈法将大明的农业基本盘彻底摧毁。
要搞清楚这个问题，就得先搞清什么是隐田，隐田到底掌握在什么人的手里。
隐田是指瞒报的田地，说到隐田就必须提到乡绅集团。
历史告诉我们，乡绅通过种种方法逼百姓卖地，但土地到他们手里了，数量却不一定如实报上去。
百亩良田，可能登记的只有四十亩，以此逃避税收。
不可否认，这样的隐田的确真实存在，在别的朝代或许是大患，但是在明朝，他们绝对不是主流。
真实情况是，大明中期，出于朝廷对农民起义的妥协，自唐朝就开始的山禁被解除。
而关津制度也基本崩坏，也使得人口流动性大增。
也就在这一时期，大量的人口成为了逃民，隐户。
隐田大多是掌握在没有当地户籍的逃民、隐户手中。
这些因各种原因形成的逃户，往往逃到一个肯接纳自己和家人的村子以后，就会在当地定居下来。
然后他们在村民的帮助下开垦出荒田耕种，在养活自己之余，也会出一部分粮食分担村子要交纳的税粮。
当地的村长，通常也是当地的保长，他们是不会把这些新开出来的荒田报上去的。
因为一旦报上去后，村里的税粮就要增加，只有傻子才会主动去县城里上报。
正是这些人，他们才是真正的隐田大户群体。
而这样的情况以湖广为最多，因为湖广离中原人口密集地区近，又多山林。
县里官员小吏都很少有人愿意跑到荒山野岭去清查田地。
这也是为什么清丈法在湖广地区能清出五十万顷田地的原因，基本上都在山里。
所谓的张居正清丈土地，清理出近三百万顷田地，大地主阶级隐瞒的只占少数。
在一些逃民较多的地方，也的确存在村长盘剥逃户的情况，但这只是少数经济发达的地区。
大多数地区都是由无户籍逃民自行开垦出来耕种的荒地。
其后追加田税或没收交与农民耕种的处理措施，看似为民。
真实的情况是把不愿入籍的逃民土地没收，交给另一些愿意入籍的逃民耕种。
对愿意入籍的逃民追加田税，一部分是应缴税款，一部分则是罚款。
隆庆朝之前，朝廷收到的税赋虽少，但是因为有大量的隐田存在，全国的粮食生产总量是足够养活所有人还有富裕。
正因为如此，城市人口才得以逐渐脱离土地的束缚，去繁荣商业。
而隆庆朝施行清丈法之后，真正清出来的，大多都是这些逃民的田地，而真正的豪门士绅，他们有权力的保护，又如何能清到他们的头上去？
逃民在清丈法的加持下，被迫编籍造册，成为正式村民，实际上等于是变相提高了乡村的税赋。
朝廷看似有钱了，是建立在各乡村实际增税的基础上，也就是说等同于全国增税。
而逃民开荒种田的激情也因此被彻底打压下去了。
乡绅兼并土地的情况基本在各朝各代都有发生。
但乡绅兼并土地也并非无限制，他们的兼并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
也就是说乡绅只有在自家人口确实需要更多土地的时候，才会去购买新的田地。
否则他们买了新田无人耕种，还要白白的交税，这不是自讨苦吃？
在广大的乡村地区根本就没有那么多所谓的乡绅兼并土地。
而真正无限兼并土地的那些人都是不用缴税的特权阶层。
他们利用不用缴税的特权，就把正常要给朝廷纳税的土地归于自己名下。
收取比朝廷更低的税额，土地还是原来的主人在耕种。
这样的兼并土地，其实等同于贪墨了朝廷的税赋，并非真正把土地据为己有。
因此土地兼并确实损坏了一部分朝廷利益，但是绝对不是造成举国动乱的根由。
土地兼并在隆庆朝之前其实根本就是个伪命题。
真正的土地兼并是发生在工商业已经十分发达的万历朝中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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