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东屯粮自给率持续下降，朝廷只能以“民运”“开中”等方式向辽东输入粮食。
然而关内至辽东路途遥远且交通不便，运送粮食损耗较大，且民运之地的粮食产量有限，辽东粮饷缺口只增不减。
于是隆庆年间，辽东督抚梁梦龙等地方官员以开垦荒地、减免赋税的方式增加了粮食收入，一定程度上缓解了田少米贵、军民逃亡等问题。
万历初期，巡抚张学颜、总兵李成梁等辽东军政要员陆续崭露头角，粮饷不济、士马不足、将懦兵弱等弊政也都有逐渐得以改善。
万历二十年之前，辽东的农业生产逐渐恢复，大大减少了对外地运粮的需求。
只是辽东虽然有所恢复，但发展能力依旧有限。
辽东甜水站至鸭绿江一带山谷地旷土沃，为避役军民聚集之所，农业生产规模得以迅速扩大。
然而，山海关以东至锦义一带“逼近虏穴”，田亩荒芜。
即便无种，仅有半数土地可供开垦，余者“岗岭包薄”不宜耕作，且旱涝灾害频发。
辽阳以北的蒲河、开原、铁岭一带，军事冲突不断，军民皆不敢种。
辽东仅金、复、海、盖四卫之地，利用无遗。
面对境内大量熟田被抛荒的境况，辽东都司一方面加大对现有兵卒的盘剥，一方面依靠中央补给恢复生产能力。
即便如此，辽东河西一带灾害频发，本地粮饷短缺，边军饥困等现象仍比较突出。
在这样的情况之下，未有突发事件，辽东依靠朝廷赈济资源仅能支撑各项事务的基本运转。
然而随着万历二十年，壬辰战争的爆发，辽东地区与朝鲜物资交换规模急剧增长，边境自由交易向官营市场转化。
这一情况加剧了辽东政治的黑暗与官僚腐败的加深。
万历后期，由于武官豪族兼并土地、繁重的赋税与差役、频发的自然灾害等因素使辽东军民生活境况进一步恶化。
辽东自然灾害频发，抚赏、边备费用日增，粮料物资短缺，使军民常生活在破产边缘，逃民逃军与日俱增。
而此时女真贵族不断吸纳逃亡的汉族人口，并与蒙古等部结为联盟，满族共同体逐渐形成并趁势壮大。
女真在对朝鲜贸易中主动权日益提升，辽东地区大明与朝鲜贸易也逐步被女真掌控。
这就为女真人渗透大明官员提供了极大的便利。
同时由于大明朝廷经济持续恶化，导致辽东士兵的军饷无法及时发放。
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兵科给事中赵兴邦上奏：九边粮饷缺口巨大，蓟密、永昌缺八十万；辽东缺四十万；狭西三边缺七十七万；宣大、山西缺九十一万。
同年十月，宣府巡抚汪道亨上奏称：该地缺粮已达四五月之久，导致军士们被迫卖弓箭衣服或质押妻儿以维持生计，募兵大量逃散。同时，奸人勾引逃亡到建虏所在地，加上地震连旬、讹言繁兴，土着之民欲移家关内，还有人密谋悖逆，形势危急。又有蓟镇传报夷妇满旦因挟赏未遂纠合诸虏谋犯蓟门。
同月，万历皇帝决定从以故孝定皇太后积储中拿出三十万两银，令户部和兵部商议借八十万两，迅速送往宣镇，以体现皇帝的悯恤。并要求阁臣将解决军饷问题的经久长远之计传达给两部商议执行，不得借口请拨军饷误边事。
由此可见，对于边地缺饷导致的投敌问题其实存在以久。
而大明君臣对此也并非一无所知。
抚顺之战后，抚臣李维翰和督臣汪可受都是在第一时间，请求拨发军饷。
其奏报中称：狡猾的敌虏设计攻陷边城，要求地方官相机处置防剿事宜，紧急给发军饷，对于调发应援之事让兵部商议上奏。
而刚升任兵部尚书的前蓟辽总督薛三才的意见就非常耐人寻味了。
薛三才表示辽军缺饷已久，户部应发的额饷从去年秋到今夏有五十多万，即便不能全发，也应先发一半救急。
兵部额有的辽东马价银十一万七千八百多两、抚赏银三万两，除已先发四万外，还缺银十万七千八百多两。
还有新兵饷银四万七千一百多两，请求一并解发应急。
对于调兵，督臣称檄选蓟镇西协、中协、东协及保定、天津等地兵员。
因余镇多事徵调不便，希望大量发放内帑金让抚镇自募。
从这三位重臣的态度就知道，无论是李维翰、汪可受，又或是薛三才，都没有把抚顺城的陷落看得有多么重要。
他们不约而同的将此事看成是一举解决辽东欠饷问题的契机。
更试图逼迫万历皇帝从内帑中拿银子来解决辽东欠饷问题。
这也越发证明了抚顺之战内外勾结的可能性，而起因很可能就是因万历四十四年那次发饷分配不公而引起的。
……
五月底，侯平回到了老家安福所城。
安福守御千户所，于洪武四年(1371)设置安福守御千户所于慈利县西，属永定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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