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统和万历两朝可以说是整个大明王朝最令人意难平的时代。
两朝都因为贤明的太后一度兴盛，但也都因为皇帝的亲政而断送了大好的发展势头。
最为令人遗憾的则莫过于两位太后，一位走的太早断送了大明国运；而另一位又因为走的太晚，将大明最后的中兴之机断送。
诚孝张皇后的过早薨逝，使得能力平庸的‘大战神朱祁镇’过早亲政，导致王振有机会在瓦剌入侵之前掌握大权。
孝定李太后却因活的太久，将本应该有希望能成为‘千古一帝’的万历皇帝，压制了一生。
正统和万历，同样面临着文官集团的欺凌，两个都同样选择了奋起反击。
正统的结局自然是一败涂地，即便是起复之后也只能说勉强维持局面。
万历与文官集团的斗争，以赵志皋任首辅为标志，可以说已经取得了局部的胜利。
以李如松平定宁夏之乱开始，已经将万历皇帝的宏图大志展现的淋漓尽致。
万历皇帝的所有政策和目标，都奔着同一个目标而去，那就是长治久安。
宁夏之战是如此，播州之战同样如此，而朝鲜之战也同样是如此。
很少有人知道，在日本第二次入侵朝鲜的时候，万历皇帝的作战计划并非只是入朝救援。
实际上在丰臣秀吉入侵朝鲜之前，大明朝廷已经在万历十九年（1591年）四月就得到了相关情报。
随后立即就着手准备事变，首先是紧邻朝鲜的辽东，如以原任副总兵李如柏为宣府东路参将，以原任山海关参将吴惟忠任蓟镇统兵游击。
而原来经历过抗倭战争的东南沿海也进行了大规模的增兵。
《全浙兵制考》在书中所记载的各基层军事单位中，万历十九年有增兵记载的多达五十余处，数量占基层军事单位总数的一半以上。
这次大范围增兵的缘由，便是为攻打日本本土做诸多军事上的准备。
《明神宗实录》万历十九年十一月壬午（二十）条记载：总督两广侍郎刘继文备陈防倭条议。其议：仍将倭奴入犯情节晓谕澚夷，令其擒斩关白入献，加赏赉，尤销患安邦之一策也。着如议行。
这里可以看出，最初万历皇帝是打算利用广东境内的葡萄牙走私商人去打日本人。
但是葡萄牙商人认为这事性价比不高，弄不好还要亏本，所以就没去。
万历二十年（1592年），朝鲜之役爆发，大明决定抗日援朝。
同时也打算集浙、直（南直隶）、福、粤濒海四省之兵，入海捣日本之巢，以绝后患。
只是这一次，由于江南仕林疯狂的反对而被迫中止。
此时的赵志皋才刚刚升任首辅，没能掌握朝政的主导权，万历皇帝也只能被迫放弃计划。
万历二十五年（1597）八月，朝鲜闲山岛失守。
福建巡按御史徐兆魁再次提出了征讨日本本土的“捣巢之策”。
经由兵部览议，终在次年正月十三得到了万历皇帝本人的采纳，决定实施的这一征讨日本本土的战略。
《明神宗实录》记载主要有以下内容:
一、联合日本国内反对丰臣秀吉的地方大名。
“关酋（指丰臣秀吉）背道逆天，虐用其众，闻各岛愤怨已非一日，纠合出奇，诚因势利导之策也”；
二、“举事莫先于浙”，由浙江率先出征；
三、福建、广东两省也一起出征，以两省旅日商人作为内应，“尤莫便于闽广，以日本多两省之人，可以响应。”
万历皇帝还对此十分开明，同意“随便酌行”，给予地方绝对的自主权，绝不掣肘。
这个计划如果能够施行，那么万历皇帝必将被后世人称之为‘千古大帝’。
只可惜，由于江南仕林的反扑，万历皇帝数十年精心谋划毁于一旦。
万历二十六年（1598年），这是万历皇帝生命中最为黑暗的一年，也是江南仕林对万历皇帝做垂死反扑的一年。
前面说过，江南仕林的核心是‘阳明心学’。
万历皇帝虽有注意防范，但他还是轻视了‘阳明心学’的威力。
受‘大明战神’的影响，万历皇帝天真的以为，只要自己掌控皇权江南仕林就会俯首听命。
但是他万万想不到，他所面对的文官集团，与‘战神大大’所面对的文官集团有本质上的区别。
‘战神大大’面临的文官集团，是受‘理学’思想荼毒的顽固型腐儒集团，一但皇权稳固，他们也就老实下来了。
万历时期的文官集团则大不一样。
随着大明内地承平日久，阶级固化的问题越来越凸显。
仕林学子们的思想也在逐渐寻求突破口。
而民间的突破口，则是不断出现从事外贸（海盗、倭寇等）的人员。
同时由于大明商税低廉，使得商业过度繁荣，带来大量各阶层的人口流动。
使各阶层的思想不停的交互碰撞，一股活跃的风气开始自下而上在大明的国土中传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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