立碑的风由陕西吹到了山西，并且不断蔓延下去，至少在崇祯二十四年到坤兴元年的数月内，在或心虚或敬仰的心理作用下，无数座碑被立了起来，一时洛阳“石”贵。
特别是驻守山东的高杰和驻守河南的李定国，他们比任何人都需要这些来证明自己。
当然，除了陕西的李过之外，大部分人收获的都是好评连连，表彰忠臣孝子无论哪个时代留下的都是赞誉——除了李过，他专门跑去潼关、跑去榆林给他曾经的对手立碑，获得的只有陕人一句“此狸奴哭鼠也”。现在陕人对大顺的评价已经快烂到底了，别看李自成是陕西人，但因为朝廷对陕西的重视，李自成在陕西没有混多久，反而成事在湖广河南等地，等到十六年才打回陕西，然后两年以后……满清就打来了。
从李自成离开陕西以后，大部分陕西籍的将领就脱离了他的队伍，这不是什么人心向背，而是中华民族根深蒂固的安土重迁。
经过代清的摧残以后，人心皆思明，大顺已经没什么政治基础。
李过对于陕人这“猫哭耗子”的评价丝毫没有在意，他又不想反，自然自己在陕西的名声越坏越好。
朱媺娖是支持立碑这件事的，她还专门去了扬州，一脸端肃的身穿祭袍为史阁老和扬州遇难人士祭奠、立碑、建立纪念馆，并恩荫了史阁老的嗣子（史可法没亲儿子）。
朱媺娖同样没有忘记卢象升，亲身前往卢象升的故乡为其立碑、建立纪念馆。
就这样朱媺娖的下半年就在各地巡游度过了，南直隶和浙江都被朱媺娖逛了个遍，光亲笔书写的碑文就有十余份。
而崇祯二十四年最后一天，朱媺娖亲携百官，于孝陵前立下一碑，祭奠那些拔剑而起却未能留名的英雄。
夫天下有大勇者，智不能测，刚不能制，猝然临之而不惊，无朕加之而不怒，此其志甚远，所怀甚大也。所怀者何？天下有饥者，如己之饥，天下有溺者，如己之溺耳。民族危急，别亲离子而赴水火，易面事敌而求大同。风萧水寒，旌霜履血，或成或败，或囚或殁，人不知之，乃至殒后无名。
铭曰：呜呼！大音希声，大象无形。来兮精魄，安兮英灵。长河为咽，青山为证；岂曰无声？河山即名。
人有所忘，史有所轻。一统可期，民族将兴，肃之嘉石，沐手勒铭。噫我子孙，代代永旌。（北京西山无名英雄纪念广场主碑文)
这段碑文的精华和气场来自苏轼的《留侯论》：“古之所谓豪杰之士者，必有过人之节。人情有所不能忍者，匹夫见辱，拔剑而起，挺身而斗，此不足为勇也。天下有大勇者，卒然临之而不惊，无故加之而不怒。此其所挟持者甚大，而其志甚远也。”
其实比起慷慨激昂的百官，朱媺娖心底更多的是黯然和伤怀，自己已经非常非常努力，可依然有这些人消失在历史中，没有留下名字，连一点儿水花都没溅出来。
就这样，坤兴元年到来了，属于朱媺娖的时代终于来临。
“多尔衮还没死。”朱媺娖敲敲锦衣卫送来的情报，多尔衮的病情愈发严重，在知道阿济格的死讯以后多尔衮就一病不起，缠绵病榻时至今日。
八旗中舆论汹汹，将此次入关所有的损失都归结在多尔衮身上，仿佛多尔衮是什么十恶不赦的罪人。面对八旗反对者的反扑，让朱媺娖吃惊的是顺治竟然第一时间站到了多尔衮这一方。
这可不像历史上的清世祖啊，顺治的战绩是李定国都不敢望其项背的耀眼，要知道把八旗都逼得“反清复明”，这等傲人的战绩连郑成功都自愧不如。
让顺治和多尔衮站一块，顺治是经历了何等心路。很快朱媺娖就将顺治的心路历程抛之脑后，左不过是认清了形势。这不重要，重要的是包括顺治在内的一干满清权贵正在争先恐后的带着自己抢来的物资向辽东转移。
幽燕非故国，长啸返辽东。
在崇祯二十四年多尔衮还抱有希望，希望复刻辽宋之事，只是试探性的派人转移钱粮，可朱媺娖的山东、河南之役结束以后，再蠢的人也看出朱媺娖效仿太祖北伐，而且朱媺娖的形势比太祖好多了。
于是多尔衮也趁着朱媺娖整理内部的时候，开始转移……开始备战。
顺治走了，布木布泰走了，连郑亲王济尔哈朗也走了，可唯独多尔衮拖着病体不肯走。
万事皆有可能，历来聪慧的多尔衮知道，昔日后周世宗北伐的时候病死在前线，促成了大宋的建立，宋太祖的英年早逝，造就了一代驴车战神，朱祁镇和王振这对奇妙异常的组合，铸就了也先成为蒙古历史上第一个也是唯一的非黄金家族出身的大汗。
多尔衮自知时日无多，但他情愿困守孤城，既能安定人心，让顺治一行人更好稳定辽东局势，也能期待那万中无一可总是能发生的意外——万一朱媺娖英年早崩，她没有子嗣，李过这些人回去打继业者战争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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