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记》说：“国家将兴。必有祯祥；国家将亡，必有妖孽。见乎蓍龟，动乎四体。”
后世，人们在说古论今，特别是谈及历代王朝的更迭时，总会把这句话给拿出来，并附上一些神神道道的例子，来验证这句话的正确性。
比如汉武大帝时，从西域进献过来的双头鸡，离开的时候曾留下一句“三七末，鸡不鸣，犬不吠。宫中荆棘乱相移，当有九虎争为帝”的预言。等到王莽坐上帝位，他的一系列操作，都似乎有着这句话的影子。
至于三国两晋，想这类的话题就更多了。什么狗说话牛能言人生蛇、猴子成精乱宫苑的事情更是比比皆是。
如果用现代的观点去看，很大程度上人们都会说，那个时候人们对世界的认识还不够全面，对未知或者是不能理解的事物都会冠以各种神秘的猜测和臆想；然后对古人的脑洞佩服得五体投地。
但从流承下来的文化传统来看，摒去先秦不谈，国人的很多文化传统却又往往出现在汉末三国两晋之间。
比方说琴棋书画诗酒花，比方说各种预言与相术，以及炼气修仙，卜算堪舆等等，治病救人更不用说。当然，还有一只伴随下来让历朝历代统治者爱恨交织左右为难的“贫道张角，请大汉赴死。”
得益于一部波澜壮阔的《三国演义》，让后人对这一段历史是心驰神怡，又爱又恨。
爱的是，那个时代，在中原举旗称王、相互搏杀的各路诸侯，骨子里都刻着一句话——“宜悬头槀街蛮夷邸间，以示万里。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
纵然大伙儿打得头破血流，如果是外人敢插手进来，大伙儿绝对会放下手里的事一致对外，把插手的人打得连妈都认不出来。
后世的川蜀，也似乎保留着这个印记。一面“死字旗”，写不尽国人的苦难与荣光。
不仅如此，那个时候的人们还有个不一样的“使节”情节。两汉这么多年，想弄块地盘种种菜，所需要的成本也仅仅只是派遣一名“使节”。
恨的是“三马食槽”，对外不能抵御外辱，对内不能安抚百姓，八王之乱后五胡乱华，差点丢了汉人的血统。
所以，自从项少龙出现以后，再大的大神，似乎都不愿附身司马家，来煽动一下翅膀。
即将讲述的神灵自诩高山君的故事，也是在那个时代发生的。但故事的缘由，却先得从当时盛行于世的宗教崇拜说起。
后世里，人们常把国人的宗教信仰分成三大块：修心养性齐家治国平天下自带浩然正气的儒，鼓暮晨钟忍一忍就过去了追求来世福报和解脱的释；天人合一不服就干急急如律令超越自我的道。
始皇帝的焚书坑儒，汉初的黄老之治，再加上各类神仙的形象塑造，尽管老董在汉武大帝的支持下独尊儒术，但终究不及人们对神仙道的向往——朝游北海暮宿苍梧。
这种对神仙境界的向往之情，深深地扎根于人们的心灵深处，成为了那个时代最为显着的精神特征之一。
特别是在东汉，道家的声势达到了顶峰。世人的眼里，能够修道被尊为道士的人，都是人尖子中的人尖子。这个“士”字，本来就蕴含着“贵族”的意味以及“文化”的象征。
什么抚琴吹笛、挥毫泼墨、吟诗、下棋、舞剑，术数、修炼、寻龙点穴、符篆、法事、呼风唤雨、针灸推拿、药材医理，上知天文，下晓地理，天地禹步，样样精通。
至于被推崇的建安七子、竹林七贤什么的，没有一个不有道的影子。
在当时的齐地，有一个叫梁文的人。这人是个医家，符篆法事、药草医理方面都颇有研究，在齐地首屈一指。
人一旦站在了高处，很多想法就不一样了。在研究符篆法事、药草医理的过程中，梁文逐渐发现给人祈福驱邪、诵经延寿这类东西，在他的生活中越来越没有意思。
于是，他就有了更高的追求，开始以医入道，研究起神仙术来。而且越是研究，越是沉浸其中不可自拔。
给人看病或者祈福驱邪得到的酬金，都被梁文拿来扩修自家的宅院，而且，还是把宅院往神祠方向扩建。
数年光景下来，由梁家宅院改建成的神祠，占地已经是梁家宅院的三四倍之多。前厅后院、主厅厢房，一应俱全。比起那些有名的道观，梁家神祠也毫不逊色，该有的东西都是备得整整齐齐。
若是非要说比较，唯一不同的是，梁家神祠的主厅神座，一直被梁文用长长的黑色帷帐遮盖着，来神祠的人问起的时候，梁文也不说。估计除了梁文，谁也不知道神座上供奉的是哪位神尊。
在主厅神座的后面，还有一间房子连着，但也用黑色的帷幕遮着。甚至主厅的柱子间，也垂着长长的黑色帷幕，既显得庄重肃穆，也让人看不清里面的样子。这些帷帐和帷幕，从挂上去之后就再未取下来过。
平日里，梁文就住在神祠的厢房里。每天早晚，他都会前往主厅，净手上香之后，跪坐在神座下，虔诚的祷告诵经，日复一日，年复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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