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因为这次我们共同守卫运河浮桥的事情，我跟聂道兵由一见面就眼红的冤家，到后来关系好得能穿一条裤子，有一次我喝了点酒，问他:“在浮桥边的时候，你咋突然做出这么悲壮的选择？都差点把我感动哭了！是良心发现了吗？”
这个家伙的回答又让我们狠狠打了一架，耳朵都差点拽掉了:“狗屁的良心发现？当时琢磨着反正也不容易走掉了，不如搞两句好听的，让你们这帮家伙愧疚一辈子，最好连觉都睡不着！”
我们的努力没有白费，当天晚上，就迎来了几批掉队的官兵，抬着不少伤员。没有了浮桥，只能划着小船慢悠悠的过河。
搭设浮桥的木板被乔木匠改造成简易的船桨，破烂的船只也进行了修理，能勉强凑合用。
浮桥虽然没有了，但我们仍在这座河岸边建立了临时的渡口，协助这些掉队的官兵们过河。忙碌了整夜，直到天色渐亮，我们才得以稍作休息。
就在这时，我们身后远处突然冒出一大群人。我们紧张地拿起武器，准备应对可能的敌人。但出乎意料的是，来的是一群穿着百姓服饰的人，他们手中捧着食物和热水，说是听说我们在这里坚守，特地赶来支援。
看着这些朴实的面孔和手中的物资，我们心中涌起一股暖流。原来，在这片土地上，我们并不孤单。
他们帮忙把伤员转移走，同时他们也问出了让我们难以回答的问题:“国军兄弟们，你们什么时候还能再打回来？”
老陆这个啥用没有的教书先生，这回终于派上用场了，他站在百姓中间，慷慨激昂地发言:“我们有辽阔的国土，有悍不畏死的官兵，有百姓的热情支持，中国不会亡，暂时的撤退是为了以后的反攻。请大家不要放弃希望，我们一定会再打回来的。”
说心里话，我们自己心里都没有底。
杨娃子最近阴阳怪气的话太多了，这次又嘟囔了一句:“这个教书匠真会哄人，把人哄死拉倒！再照这么打下去，不知道还有多少能扛枪的中国人呢！”
乔木匠从来不把他当军官来看，总是在他发牢骚的时候杵他的肺管子:“你娃不是修仙的道士吗？咋个不能把太上老君请下来灭了日本鬼子？”
杨娃子丢过去一块土疙瘩，骂道:“都是你们这帮瓜娃子不省心，害得老子道心不稳，请不来老君！”
诸葛丹反唇相讥:“你娃是看到女娃就乱道心吧！还怪起来老子们了！”
我们在南岸扯淡打屁，聂道兵在北岸和鬼子的骑兵杠上了。
骑兵自古以来就是步兵的克星，即便是到了热兵器时代，依旧如此。鬼子的骑兵突破了机枪的封锁，冲进了河岸阵地，开始了单方面的屠杀。
南岸的我们，却无能为力。只有鬼子骑兵出现在我们视野中的时候，才有机会用机枪招呼一下。
聂道兵组织了一个手枪排，勉强打退了鬼子骑兵。
北岸阵地已是一片狼藉，日军的步兵进攻又开始了，炮弹把阵地炸得尘土飞扬，聂营长收缩了兵力，准备与日军硬扛到底，这个时候与敌激战意义已经不大，可是他们压根就没有撤退的机会，一旦下河就会成为鬼子的活靶子。
我们的迫击炮朝着北岸阵地前方盲目地发射着炮弹，希望可以给他们减轻点压力。
北岸的兄弟伤亡越来越惨重，借给他们的步兵炮被推进了运河，这是因为炮弹打光了，又不想便宜鬼子。我们还看到几个重伤员爬到运河边，一头扎了进去…
我下了当官以来最坚决的命令:过河增援！
好在没人发牢骚，杨娃子屁都没放，第一个跑下河堤，跳上一艘木船，其他人也跟着下场，这次我们增援了半数兵力，80多人乘坐20多艘小船，用自己能找到的所有工具拼命划船，都想尽快增援到北岸。
北岸阵地比我们想象的更惨烈。原本300多人的一个营，只剩下不到一半的人，还有三十多号伤员，他们仍然坚持战斗，鬼子的步兵在炮火的掩护下疯狂进攻，想一口把我们全部咬死。目测这波鬼子兵力起码在我们三倍以上，他们有炮兵有骑兵，这场战斗中的双方实力极不对等，显然北岸已无法据守，再坚守下去，只是白白送死了。
聂道兵也受伤了，左胳膊被手榴弹炸掉了一截，被简单包扎了，他面色苍白，依旧咬紧牙关在指挥战斗。
我跑到他跟前大声说:“别他妈的逞能了，撤退吧！”
他右手指着前方的鬼子说:“狗咬的太紧了！现在撤不了啊！”
他说的没错，双方已呈现胶着态势，如果我们此刻撤退，必然遭到对方掩杀。
我冲着前方战壕里的杨娃子大喊:“杨连长，必须坚持到天黑！”
这一声连长叫得他心花怒放，大声回应我:“不需要你娃废话！老子晓得！”
我们不再节省子弹，轻重机枪全力开火，打退了这波鬼子的进攻。
一片乌云飘到我们头顶，天色越来越暗，时值五月中旬，这个季节的雨水说到就到，我再次朝杨娃子大喊:“道长，赶紧做个法，求这老天下场雨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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