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天过后，我在京都大学又待了整整两年。
那两年里，我还是像往常一样，频繁往返京都和慕尼黑，工作日没有一天在凌晨两点前睡觉，一到周末，就肯定在家里补觉。
我对自己的生活无比满意，唯一有点难过的，就是因为我常常需要出差，又不愿意家里有外人，一直没有雇佣保姆，所以根本养不了猫。也是这个原因，我数次想过回慕尼黑，回到那里，我就可以和蔚然一起住了，我们可以养一只小猫咪，无论谁出差，家里总有个人会照顾它。
幸好，夜以继日的工作一定会给我回报，我的long-term project，中子星并合后的残骸演化，我们用更精细的辐射转移模型把早期的热中微子冷却和角动量再分配的时间尺度成功分离。
曾经很多科学家都误以为这属于prompt collapse，但我和我的group证明了：这不是一个瞬间，而是一段极短、却足够改变观测解释的“过渡生命”。
而暗物质…有Iseylia作为leader，所有事情只会变得更游刃有余。
随着Ferrero教授发明的粒子探测器在人马座捕捉到的粒子震荡，“暗物质聚集—湮灭—饱和”，这件事不再是抽象的理论，而是拥有了真实数据。
但下一个问题接踵而至，那就是，暗物质粒子湮灭的规律是什么，它的极限值又在哪里，当横截面到达极限值，SIDMs发生相互作用后，它会对恒星的演化产生什么作用。
为了得出这个结论，Iseylia几乎天天把自己关在实验室里，我也把自己和粒子对撞机锁在了一起，Iseylia告诉我，她不是非要拿诺贝尔奖，只是如果得不出结论，她睡不着。
我也是一样。
最终，我们通过引力波的后合并谱、短伽马暴的延迟分布、还有中子星方程状态的约束，我们一点点把参数空间挤压到一个狭小、但清晰得令人发抖的区域，虽然未能得出具体极限，但至少我们创作出了SIDM的湮灭方程，至少，结果有了一个区间。
当然，我的生活不止于此。
每个假期，我都会和蔚然一起去度假，等把全世界都走得差不多之后，我们又沉迷上了登山。从最初的环勃朗峰、冰岛Laugavegur徒步，到中国境内那些海拔五千米左右的大雪山，再到贡嘎山、玉珠峰和尼泊尔境内海拔7000米左右的雪山。
有时候Samuel也会加入我们，他不止一次跟我说过，他想去攀登海拔8000米以上的雪山，都被我严词拒绝。
我说：“如果我们没有得出暗物质湮灭的横截面极限值，就算我在珠穆朗玛峰顶，Iseylia也会开直升机把我吊下来。我现在还不能死。”
但最主要的是，我还不敢冒险。
我舍不得，我在世俗生活中获得的一切，我拼了命爬到今天的位置，发表了那么多文章，开创了新的理论，获得了Gruber prize，距离full professor也仅仅只有一步之遥。我怎么能死在这个时候。
至少也应该等，当上了正教授再死。
两年后的春末，Iseylia去了欧洲航天局的空间站，参与最新的Kuper实验舱有关深空暗物质粒子探测的载荷任务。
我留在地面，负责协助她的实时数据评估和异常参数判断。我们隔着遥远的天际线，像我读博时一样工作，一天的任务结束后，她会跟我分享她在空间站的日常生活，会和我吐槽竟然有个没品位的带了菠萝披萨，浪费本就稀少的存储空间。
而我也会和她聊我的生活，抱怨京都一到樱花季就水泄不通的街道，去路边吃个拉面都要长队，我不止一次跟她说，“其实，我有点想慕尼黑了。”
她不会劝我回来，只是会温柔地对我说：“只要你愿意，随时都可以回来。”
我愿意吗….我忽然有点迷茫。
过去五年我早已适应了京都的生活，在这里买了房子，马上就可以拿永居。
更重要的是，我的研究组里还有四个研究生三个博士生，我的贸然离开必然会影响他们的学习。我也在这里遇到了新的男友——朝仓和也，京大航天工程专业修士二年级学生。
他很帅，也很温柔体贴，是我小时候看少女漫画时幻想过的男友。但是，过于粘人了，又爱吃醋，连我和Samuel正常的工作聊天，他都会不开心，让我有点不知所措。
我和Iseylia也抱怨过，她总是笑着，抱着Cece，摸着她的小脑袋对我说：“小朋友肯定是这样的呀，年下都是这样的。对不对呀Cece，我们Cece的爸爸以前也是这样的。”
我每次都是无奈一笑，从她手里抱过Cece，亲亲她的小圆脑袋和尖耳朵，“还是我们Cece最好，男人都是蠢猪。”
距离任务结束还有半个月的某个上午，我照常七点半起床，洗漱，泡咖啡，打开电脑，先看昨夜的downlink，再看团队的anomaly lo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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