坞壁一般由乡里有威望的大族豪强担任头领，以其宗族宾客为核心，招聚闾里乡亲和各路豪杰共同组成，其基层多为各地的流民。坞壁招聚大量流民，以此壮大。也是其组织的一大特色。
坞壁首领虽然一般由创建者担任，但必须通过推举首领来确立权力的合法性，以膺众望。当然，这种推举并不是普遍意义的民主，而仅限于集团内实力人物之间。
首领经推举产生，无疑又是其组织形态一大特点。
流民易聚也易散，顺逆视利益关系而定，同时内含各路豪杰即所谓的“二三君子”，可见坞壁成分复杂，而这种名义上民主的推举行为有利于团结各种不同成员，便于坞主的发号施令。
《后汉书·第五伦》记载：“宗族闾里争往附之。伦乃依险固筑营壁，有贼，辄奋厉其众，引强持满以拒之。……伦始以营长诣郡尹鲜于褒，褒见而异之，署为吏。”
在这些首领中，固然不乏旧政权的中下级官吏，但是，由于他们是坞壁内部推举产生的，其权力在于通过宗族对乡党及流民的控制。
也就是说，西晋政权的崩溃和大家世族罹难逋逃，给了下层豪强充分的表演机会，使他们能够乘时而起，啸聚一方！
动乱时代，乡亭里成为掳掠财富、人口的目标，常遭兵燹（xiǎn），故城内百姓在乡里大族的率领下，逃到远离城邑的山林陂（bèi）泽，凭险自卫，建立“坞壁”。例如檀山坞、云中坞、合水坞。
坞壁的泛滥，莫过于此时的两晋十六国时期。
那些互不统属的胡族，犹如一群追逐水草的野马，恣意纵横奔突，在如雨的铁蹄下，中原传统社会组织随着一个个城邑的陷落而分奔离析，失去保护的汉人几乎是出自求生的本能，辗转流徙到各地。
他们在西晋残余将官或乡里豪强的统率下，结成一个个独立组织，力求自保。
“永嘉之乱，百姓流亡，所在屯聚”，西晋李流起义时“三蜀百姓并保险结固，城邑皆空”。自卫性质的坞壁聚垒遍布于中国各地。
此外，如刘元海建国后，以石勒等攻“魏郡、顿丘诸垒壁，多陷之”；同一事，《资治通鉴》记载永嘉二年“百姓望风降附者五十余垒”；石勒又攻“陷冀州郡县堡壁百余”；石勒为王浚所败后，“勒退屯黎阳，分命诸将攻诸未下及叛者，降三十余壁，置守宰以抚之”，后“石勒南寇襄阳，攻陷江西垒壁三十余所”，及石勒攻武德，“河北诸堡壁大震，皆请降送任子于勒”。（均见《石勒载记上》）
刘聪即位后，命其青州刺史曹嶷攻“齐鲁之间垒壁，降者四十余所”；《刘聪载记》石季龙攻段匹磾而陷之后，“散诸流人三万余户，复其本业，置守宰以抚之，于是冀、并、幽州、辽西巴西诸屯结皆陷于勒”。（《晋书·石勒载记下》）
前燕时，上党、上郡等地，有“垒壁三百余”，仅石贤所率降于慕容儁者就有“垒壁百三十八”个之多。（《晋书·慕容儁载记》）
从刘聪、石勒、石虎等人所攻陷的坞壁堡垒的数量来看，表明整个中原地区几乎布满了坞壁组织，何况这些数字还远不是当时坞壁数量的全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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