甚至因为朝廷给的薪水足够，一些原本躲到豪强麾下寻求庇护的佃户开始再次逃回来当户籍民。
朝廷给这些人编户齐民，按照流民落户的政策进行管理。
发放农具令他们开垦田地，落户前三年不用服徭役，不用缴纳人头税。
不少豪强发现这种现象后，紧急将田地租税从七成降低为六成，甚至是五成，才勉强遏制住这种现象。
当然，也有豪强试图贿赂朝廷官吏，要求官府对这些户籍民加强剥削。
想通过这种‘疏堵结合’的办法让佃户乖乖当佃户给自己种地。
但是那些受贿的官吏，常常莫名其妙的被上官发现罪状，然后被贬职甚至罢官。
有时候甚至是从成都方面发来问罪文书。
上报这些罪状的，自然是刘禅安排的东厂的人。
这个时代的豪强和官吏是很嚣张的，贪污受贿都是在阳光地下进行，手段粗糙。
东厂的探子轻易就能发现他们，只要稍微用心随便就能收集到证据。
在这样的环境下，豪强的实力是被削弱了的，而朝廷的实力则是不断增强。
官府的力量增长除了户籍民数量增长之外，屯田民的数量也在增长。
屯田制度并不是什么神器，先汉就已经有官府主导的边疆屯田了。
至今，屯田制度已经相当完善，所以若是条件允许，自然是能迅速的大力推行出去。
而条件也简单，要屯田，就要土地，就要生产人口，也就是生产资料和劳动力。
而这些多是在士族豪强手上，他们掌握人口土地生产资料。
在成都平原上，九成以上的肥沃良田都是有主的，都归属于他们，是他们隐匿了大量的户口为己用。
不像刘禅在荆州的时候，经过吴军扫荡之后迅速出兵顺理成章的收复失地，然后将所有土地、人口收归官府所有。
便是那些还保持一定的豪强秩序、庄园经济的地方，也被刘禅带着军队借口其投靠吴狗，而问罪抄家。
狠狠的清扫出一片由官府编户齐民、完全掌控的国土。
在这里皇权能下乡，强有力的官府能管理到每一户纳税单位，能够动员到每一个劳动力。
其实刘禅很喜欢有这样的工具人来让自己借刀杀人，协助自己打扫干净‘屋子’的。
只不过，刘禅对外还是要摆出一副悲天悯人、痛心疾首的样子，痛斥吴狗毁我家园，害我黎民。
随着视察的地方距离成都越近，地形越平坦，周围所能看到的耕地都被人为的用篱笆圈了起来。
大片大片的圈，这里是张家的、那里是吴家的、东边是黄家的、西边是李家的……
虽然蜀科要求这些豪强编户齐民，但是有了法律规定，就一定能落实到位吗？
不可能的吧……
所以，这些土地能被官府丈量清楚而登记造册的，才会缴纳可怜的十五分之一的田税。
而官府清查不到的，便是这点田税也不会缴纳。
被隐匿的人口也是，这些数量庞大的劳动力无法被官府使用。
刘禅无法寄希望于在蜀中也出现个像孙权这样好用的工具人。
因此只能靠这种降低百姓负担以吸引匿户回来落户的温和手段。
这表面看是粮食、经济的问题，实际上是政治问题。
这些世家豪强之所以能一代代的坐在底层百姓身上敲骨吸髓，成为一只只庞然大物，甚至能跟官府掰手腕。
原因就是他们把持了社会的上升渠道。
只有他们之中才能培养读书人，才能出现治国理政的人才。
那么这种情况该如何改变呢？
其实历史已经给出答案了，而刘禅是深知这一点的。
科举制度。
当然准确的来说，应该是完全体的科举制度。
即配备了印刷术和造纸术两大强力引擎的科举制度。
这不是政治手段，也不是用强大的军队来镇压，而是用科学技术来发展，以催生改革。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唯有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经济基础的不断进步，才会从根本上改变上层建筑的根基。
曹操的‘唯才是举’，曹丕的‘九品中正制’是相对于察举制有些进步。
可是这在刘禅看来，他们太落后。
手握印刷术和造纸术这两样决定性的武器，有着超越时代的理念，只要再配合坚定不移的信念，刘禅便能击破愚昧，打败想以出身血缘来垄断一切的世家门阀。
让知识不再高不可攀，让寒门、平民都能有机会通过知识跨越阶级、改变命运。
给他们一个十年寒窗，击败士族高门几代人血脉封锁的机会。
走上名为科举的通天之路。拔剑斥苍天，我命由我不由尔！
为此，刘禅不吝于使用任何卑鄙无耻的手段。
无论是杀戮、算计，还是陷害、毁灭。
哪怕为此背上万世骂名又如何？哪怕被唾骂为暴君又如何？
这件事一从刘禅心中出现，便再也挥之不去，如今已经深深扎根，他是一定要去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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