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绪二十年（1894年），李莲英被赏戴二品顶戴花翎，这不仅是对他的个人荣誉的认可，也是对慈禧太后对他的极端信任的体现。要知道，雍正皇帝曾规定太监的品级不得超过四品，但慈禧为了表彰李莲英的贡献，特意为他打破了这一传统。
慈禧与李莲英之间的情感纽带非常深厚，这一点在《晚清宫廷生活见闻》中有详细的描述。书中提到，慈禧太后与李莲英之间的互动不仅仅是上下级的关系，还有着类似于朋友甚至是伴侣般的亲密感。每天的饮食起居，慈禧都会派人或是亲自询问李莲英的情况，而在西苑和颐和园居住时，慈禧甚至会主动找李莲英一起散步，谈论养生之道。这种关系持续了几十年，成为了慈禧晚年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李莲英为了讨好慈禧，可以说是费尽了心思。例如，在慈禧过寿时，李莲英精心策划了一场放生鱼鸟的活动。他训练鱼鸟，在放生后不久，它们就会返回，以此来展示慈禧的“洪福齐天”。慈禧虽然明白其中有机关，但她仍对此感到非常满意，并对李莲英给予了丰厚的奖赏。
四、朝野议论
慈禧太后对李莲英的宠信日益加深，这在朝野之间引起了广泛的议论和担忧。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其地位的稳固和权势的增长，使得许多朝臣对其产生了怀疑和敌意。有人指责李莲英利用自己的影响力收受财物，有人指控他干涉朝政，甚至还有人认为他是光绪帝支持者的威胁。
光绪十二年（1886年），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奏报北洋海军已训练完成，请求朝廷派遣大臣进行检阅。慈禧遂派总理海军衙门大臣醇亲王前往视察。鉴于醇亲王的身份特殊——他是光绪皇帝的生父，慈禧为了消除可能的猜疑，同意了醇亲王提出的请求，即派遣李莲英随行。
醇亲王回京复命后，朝廷中的不满情绪达到了高潮。监察御史朱一新上书光绪皇帝，批评派李莲英随行的行为，并指责李莲英结交地方官员，收受贿赂，应当予以查处。然而，朱一新的奏折并未提供具体的证据来支持他的指控。
在此期间，李莲英似乎意识到了自己的处境，表现得相当谨慎。根据维新派人士王照的说法，醇亲王每次接见文武官员时，都会让李莲英在场，目的是为了表明自己没有揽权的意图，并且让李莲英作为见证人。而李莲英本人则谨言慎行，穿着朴素，甚至亲自为醇亲王拿旱烟袋，显示出一种低调的态度。回到住处后，他更是闭门谢客，不与外界接触。
五、朝臣抨击
甲午战争中北洋海军的惨败引发了全国范围内的强烈反响。面对如此巨大的军事失败，人们不敢直接批评慈禧太后，因为批评她等同于挑战皇权，这在当时是极其危险的行为。因此，批评的矛头转向了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以及与他相关的其他人物，其中包括李莲英。
在当时的背景下，李莲英作为慈禧身边的重要人物，自然成为了众矢之的。陕西道监察御史恩溥、福建道监察御史安维峻、吏科给事中褚成博等人纷纷上奏，指责北洋海军将领贻误战机，并与总管太监李莲英有不正当的往来。特别是安维峻的奏折中提到，“和议出自皇太后，李莲英 实 左右之”，暗示了李莲英在对日政策决策中的影响。这句话成为了当时抨击李莲英干预朝政的一个重要依据。
然而，安维峻的真实意图其实是希望慈禧不再事事牵制光绪皇帝，并要求严厉处置李鸿章。他在奏折中提及李莲英，只是为了强调宫廷内部存在影响决策的力量，而不是直接针对李莲英个人。慈禧对此反应强烈，以皇帝的名义发布上谕，强调所有国事都必须听从皇太后的旨意。安维峻也因此被以“离间”皇太后与皇帝的罪名革职充军。
朝臣们对李莲英的抨击之所以没有取得实质性成果，主要是因为他们大多基于道听途说的信息，缺乏确凿的证据。清史研究者指出，当时有许多希望在地方上谋取官位的人试图通过李莲英来疏通关系，但是否真的成功影响到了慈禧的决策，却是无人能够确定的事情。毕竟，慈禧的个性喜怒无常，即便是李莲英也不敢轻易插手政事。
六、敲诈官员
关于李莲英是否干预朝政的问题一直存在争议，尽管缺乏确凿证据，但在贪财方面，李莲英的名声却是众所周知的。曾任怀来县知县的吴永在其着作《庚子西狩丛谈》中，记录了一段关于李莲英利用职权敲诈官员的经历。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慈禧太后带着光绪皇帝及百官逃离京城。吴永在这次逃亡过程中担任粮台会办，负责管理钱粮。他回忆道，当他们到达山西后，慈禧的排场越来越大，所有的费用都由地方承担，而太监们则借此机会勒索钱财。
吴永提到，即使是普通的小太监，也需要几两或十几两银子来打发，而对于总管太监来说，没有一百两左右的银子是绝对不够的。这反映出当时太监们利用自己的职位便利，从地方官员那里获取额外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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