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初入仕途
胡季堂初入仕途，凭借父亲胡煦的荫庇，得以担任顺天府通判一职。顺天府作为京畿之地，管辖范围包括北京及其周边区域，其重要性不言而喻。胡季堂在此期间积累了宝贵的行政经验，为日后更高层次的工作奠定了基础。由于表现出色，不久之后，他便被提拔为刑部员外郎，再后来又晋升为郎中，逐渐在中央官僚体系中崭露头角。
在积累了足够的经验和声望后，胡季堂被派往地方任职，先是担任甘肃庆阳知府，继而成为甘肃按察使。在这个过程中，胡季堂不仅展现出了卓越的治理能力，还表现出了对民众疾苦的关注和改善社会状况的决心。特别是在担任江苏按察使期间，胡季堂遇到了一项亟待解决的问题——江苏按察使司的办公地点与监狱相距甚远，这给日常工作的开展带来了诸多不便。
当时的江苏按察使司设在江宁（今南京），但监狱却位于苏州。两地相隔数十公里，这使得每次需要处理涉及监狱事务的案件时，都要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在往返之间。这种情况不仅降低了工作效率，也增加了不必要的开支。胡季堂敏锐地意识到了这一点，认为这种情况不利于司法工作的顺利进行，于是决定向朝廷提出改革建议。
经过深思熟虑，胡季堂上书嘉庆帝，详细陈述了办公地点与监狱分离所带来的诸多不便，并提出了将按察使司搬迁至苏州，以便与监狱合并办公的想法。此提议旨在提高工作效率，减少不必要的资源浪费，同时也方便对囚犯的管理和监督。嘉庆帝对于胡季堂提出的合理化建议给予了高度重视，并最终批准了他的请求。
二、秉公断案
胡季堂在刑部的任职经历是他政治生涯中极为重要的一部分。乾隆三十九年（1774年），胡季堂被擢升为刑部侍郎，仅过了五年，也就是乾隆四十四年（1779年），他又升任刑部尚书。这一系列快速的晋升，充分展示了他在司法领域的卓越才能以及皇帝对他的高度信任。
在刑部的几年间，胡季堂并没有安坐高位，而是多次亲自前往各地巡视监狱，了解实际情况。他走访了直隶、吉林、江苏、山东、河南等多个省份，深入基层，检查狱情，发现并纠正了多起冤假错案。这种亲力亲为的态度，不仅让胡季堂获得了广泛的尊敬，也为他赢得了公正无私的好名声。
有一次，胡季堂前往河南商丘检查监狱情况，乾隆皇帝特别下旨提醒他，作为河南籍人士，在审理家乡案件时更要保持客观公正，避免牵连过多官员，以防将来引发报复事件。胡季堂深知皇恩浩荡，因此在处理案件时更加小心谨慎，力求每一步都做到公平公正。
就在商丘期间，胡季堂遇到了一起看似普通的案件——刘氏绝食身亡案。案情是这样的：商丘有个名叫汤秉五的人，对守寡在家的刘氏进行骚扰，导致刘氏不堪其辱，最终选择绝食而亡。然而，当地的官员却因接受了汤家的贿赂，裁定刘氏的死亡为自杀，未对汤秉五采取任何法律措施。刘氏的父亲对此判决极为不满，当得知胡季堂前来视察时，立即向其申诉冤情。
胡季堂接案后，立即展开调查，仔细审阅了所有相关证据，并听取了多方证词。经过一番缜密的分析，他认定原判存在明显错误，并重新审理此案。最终，汤秉五被依法惩治，刘氏之父终于看到了公正的结果。胡季堂的这一举动，不仅为刘家伸张了正义，也再次证明了他坚持真理、勇于纠错的职业操守。
胡季堂的公正无私得到了乾隆帝的高度赞扬，并且在山东遭遇灾荒时，他被委以重任，代理山东巡抚一职。面对灾情，胡季堂迅速采取行动，上书请求允许使用本省的漕米用于赈济灾民，这一举措有效地缓解了灾情，稳定了民心。这些成就进一步巩固了胡季堂在朝中的地位，回京后，他被授予太子少保的荣誉，并兼任兵部尚书
三、揭发和珅
嘉庆三年（1798年），胡季堂被任命为直隶总督，并获赐戴孔雀花翎，这是对他能力和政绩的认可。然而，真正让胡季堂名声大噪的是他在嘉庆四年（1799年）所做的一件大事——揭发和珅。
乾隆帝驾崩后，嘉庆帝颙琰正式亲政，他决心肃清朝纲，打击腐败现象。和珅作为乾隆时期的权臣，其权势之大、财富之巨，早已引起了新帝的警惕。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地位，颙琰决定首先清除这个潜在的威胁。于是，他下诏各省督抚将和珅的罪行上奏，并要求据实议罪。
胡季堂早已洞察到了和珅的种种不法行为，因此在接到诏书后，他迅速整理了一份详尽的奏折，罗列了和珅多项罪状，其中包括超越制度规定的权力滥用等严重问题。这份奏折不仅内容翔实，而且论证有力，显示了胡季堂对和珅问题的深刻理解以及对事实的严谨态度。正是这份奏折，为嘉庆帝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支持，促使和珅最终被查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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