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四十二年（1777年），刘墉被任命为江南乡试正考官，并再度出任江苏学政。在此期间，他发现秦州举人徐述夔的作品中有悖逆之言，于是果断上奏，建议依法惩办。这一举动进一步巩固了他在朝堂上的地位，并因此在年底获得了升迁，先任户部右侍郎，随后又调任吏部右侍郎。
乾隆四十五年（1780年），刘墉升任湖南巡抚。面对湖南地区的自然灾害和社会动荡，刘墉采取了一系列有效措施，包括查处贪官污吏、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和粮食储备，成功稳定了局面，赢得了民众的爱戴。
在乾隆四十六年（1781年），刘墉升任为都察院左都御史。次年，他担任三通馆总裁，并参与审理山东巡抚国泰的贪污案件。在此次事件中，刘墉表现出了坚定的正义感，与和珅等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尽管在和珅当权的时代，刘墉有时不得不妥协，但他始终坚守自己的原则，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一股清流。
四、官声渐晦
随着刘墉在乾隆朝的地位逐渐稳固，他也开始面临一系列挑战，这些挑战不仅考验着他的政治智慧，也影响了他的官声。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刘墉升任直隶总督、协办大学士，并兼理国子监事务，这标志着他的官场生涯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刘墉在处理政务时的一些失误开始显现出来。
乾隆五十一年（1786年），刘墉担任玉牒馆副总裁。但在此后的几年里，他的一些行为引起了皇帝的不满，官声也开始下滑。例如，乾隆五十二年（1787年）初，刘墉因为泄露了与皇帝讨论嵇璜、曹文埴的相关内容而受到斥责，并因此失去了协办大学士的职位。同年八月，刘墉在主持祭拜文庙时，因没有按照规定行一揖之礼，遭到了太常寺卿德保的弹劾。
紧接着，在乾隆五十三年（1788年），刘墉在兼任国子监事务期间，发生了一起乡试考生向堂官行贿的事件。御史祝德麟对此事进行了弹劾，刘墉也因此受到了处分。这一系列事件反映了刘墉在管理上的疏忽和对细节的忽视。
到了乾隆五十四年（1789年），作为 上 书 房 总师傅的刘墉，因为未能及时纠正皇子和师傅们长期不到书房的行为，被降职为吏部侍郎。这不仅是对刘墉个人能力的质疑，也是对其领导力的否定。
尽管遭遇了多次挫折，刘墉仍然继续在官场上发挥作用。乾隆五十八年（1793年），他担任会试主考官时，由于安排不当和阅卷草率，导致了许多不符合规定的试卷被录取，这又一次损害了他的声誉。
然而，即便是在这样的情况下，刘墉仍然获得了升迁的机会。乾隆五十九年（1794年），他被任命为吏部尚书。到了嘉庆二年（1797年），刘墉被授予体仁阁大学士的高位，这本应是他事业的另一个高峰，但实际上，这次提拔却伴随着太上皇乾隆的批评。乾隆认为刘墉过去工作态度懒散，并表示提拔刘墉只是因为没有其他合适的人选。
尽管如此，刘墉仍然积极参与国家大事。同年五月，他奉旨偕同尚书庆桂前往山东处理黄河决口的问题。刘墉在视察后提出了在决口处筑坝并在下游进行疏导分流的意见，这一建议得到了朝廷的采纳，显示了他在处理实际问题上的能力和经验。
五、善始善终
刘墉晚年的生活充满了荣誉与尊重，他以一种令人敬佩的姿态走完了人生的最后一程。嘉庆四年（1799年），刘墉被加封为太子少保，并且参与了审理文华殿大学士和珅不法之案。这次参与审理不仅显示了刘墉在政治上的地位，也体现了他清正廉洁的品格。在审理过程中，刘墉秉持公正，不畏权贵，为清除朝廷内部的腐败现象作出了贡献。
年底，刘墉上疏陈述漕政问题，指出了漕运制度中存在的种种漏洞，并提出了改进建议。这份奏书充分展现了刘墉对国家事务的深切关注和独到见解。嘉庆皇帝看到奏书后，对刘墉的建议给予了高度评价，并采取了相应的改革措施。
嘉庆六年（1801年），刘墉被任命为会典馆正总裁，这意味着他将负责编纂和修订重要的法律文献。这项工作不仅需要深厚的学问，还需要对国家制度有全面的理解。刘墉在这个职位上的表现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位具有卓越才能的学者和政治家。
嘉庆七年（1802年），当皇帝驾幸热河时，刘墉被留在京城主持朝政。此时的刘墉虽已年逾八旬，但依然精神矍铄，身体健康，眼睛明亮有神，显示出他非凡的生命活力。这种状态不仅让朝廷上下感到安心，也成为了后世传颂的佳话。
刘墉的生命旅程终于在嘉庆九年（1805年）画上了圆满的句号。十二月二十四日（也有说法是二十五日），刘墉在北京驴市胡同的家中安然离世，享年八十五岁。在他去世前两天，刘墉仍保持着积极的生活状态，不仅去南书房值班，还在夜晚邀请宾客共进晚餐，显示出他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
据《啸亭杂录》记载，刘墉去世时，“鼻注下垂一寸有余”，这种现象在中国传统文化中被认为是吉祥的象征，暗示着刘墉一生功德圆满，得以善终。刘墉去世后，朝廷追赠他为太子太保，并赐予他“文清”的谥号，这是对他一生清廉为官、忠诚报国的高度评价。此外，刘墉还被允许入祀贤良祠，并由朝廷下令举行隆重的祭祀和葬礼仪式，以表彰他对国家的重大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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