乾隆帝深知军队的重要性，因此他通过恢复木兰秋狝来强化军队的纪律性和战斗力。这一决定背后有着深刻的历史背景——乾隆帝在即位初期已经解决了贵州苗疆之乱，并与准噶尔部达成和平协议，完成了雍正帝留下的未竟之业。然而，乾隆帝并未因此而放松警惕，他意识到军队中存在的贪图安逸、军备废弛等问题，因此通过木兰秋狝来整顿军纪。
在经济方面，乾隆帝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粮价上涨，导致民食困难。起初，乾隆帝试图通过禁止烧锅酿酒来抑制粮价上涨，但这并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为了解决这一问题，乾隆帝采取了多项措施：一是重视农业生产，二是鼓励垦荒和移民，三是提倡种植高产作物。他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普免全国钱粮，特别是在受灾地区进行临时性的蠲免。这些措施有效地缓解了粮食危机，促进了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发展，使国库充实，社会经济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发展。
乾隆十年（1745年），随着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策零的去世，该部陷入内乱，达瓦齐夺取了汗位。这一变化为清朝提供了介入的机会。乾隆帝果断派兵进入四川瞻对地区，镇压叛乱。从1745年九月开始，清军逐步收复失地，最终平定了叛乱。这一系列军事行动不仅巩固了清朝在西南边疆的统治，也为乾隆帝赢得了更多的声望。
乾隆十三年（1748年），乾隆帝进行了东巡，途经曲阜，拜谒孔林，并登临泰山。这一举动既彰显了他尊儒重道的文化立场，也体现了他对传统礼仪的重视。然而，同年三月，皇后富察氏不幸去世，乾隆帝悲痛不已，追谥她为“孝贤”。
乾隆帝即位初期，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各自拥有强大的势力，这对乾隆帝的统治构成了潜在威胁。为了消除这一隐患，乾隆帝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749年，张廷玉退休时，乾隆帝虽然最初表示要给予他特殊的荣誉，但很快就因为张廷玉没有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并削去了他的爵位。1755年，乾隆帝通过制造“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并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撤出贤良祠。这些行动不仅削弱了旧臣的影响力，也加强了乾隆帝的君主专制统治。
四、戡乱边疆
乾隆帝即位初期，面临着来自边疆的多重挑战。其中最为紧迫的便是大金川的动荡局势。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在乾隆十二年（1747年）发动了对小金川的攻击，并劫持了小金川的土司泽旺及其印信。随后，莎罗奔继续扩张，进攻了革布什札和明正两土司。为了制止这种侵犯行为，乾隆帝在同年派遣了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的地形极为险恶，加之气候恶劣，清军在战斗中遇到了极大困难，直到乾隆十三年（1748年）夏秋，依然未能取得实质性进展。
面对僵局，乾隆帝决定增派兵力，并任命大学士傅恒为前线指挥官。傅恒到达前线后，采纳了岳钟琪提出的深入敌后的策略。在乾隆十四年（1749年）二月，清军终于逼近了莎罗奔的老巢勒乌围，迫使莎罗奔投降。这场战役不仅平定了大金川的叛乱，也展示了乾隆帝在军事战略上的果断与智慧。
与此同时，西藏地区也出现了不稳定因素。乾隆十五年（1750年），西藏地方贵族珠尔默特那木札勒领导了一场叛乱。然而，在达赖喇嘛的领导下，与驻藏清军联合行动，迅速平定了这次叛乱。乾隆帝认识到，地方贵族的过大权力不利于西藏的稳定和中央对西藏的有效统治。于是，在平叛后，乾隆十六年（1751年），他废除了原有的藏王制度，成立了由四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并制定了《西藏善后章程》，增强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
在准噶尔地区，乾隆帝同样面临严峻挑战。准噶尔部内部因争夺汗位而发生内讧，萨喇尔、三策凌等先后率部内迁归附清朝。乾隆二十年（1755年），乾隆帝抓住时机，发兵五万直捣伊犁，进攻达瓦齐。达瓦齐措手不及，兵败被俘。然而，归降的阿睦尔撒纳因未能实现统治厄鲁特蒙古四部的野心而反叛。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清军收复伊犁，阿睦尔撒纳逃往哈萨克。清军随即展开追击，并最终在乾隆二十二年（1757年）击败叛军，阿睦尔撒纳病死于逃亡途中。
平定准噶尔后，乾隆帝立即调派满汉官兵一万人南下，讨伐天山南路叛乱的大小和卓。这场战役持续到了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最终，清军攻克了喀什噶尔和叶尔羌，大小和卓逃往巴达克山部被杀，天山南路的叛乱被彻底平定。
五、扬威西南
乾隆二十五年（1760年），乾隆帝面对沙俄在边境的挑衅，命令阿桂和车布登扎布率领军队驱逐俄军。这一行动展示了乾隆帝在处理国际关系时的强硬态度。同年十月，乾隆帝的第十五子永琰（即后来的嘉庆帝）出生，这为皇室增添了新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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