右列承公的幕僚及书办透着神清气爽、意气风发的劲头，还因早早的用了餐食垫底，因此个个此时神采奕奕，精神焕发；反观左列诸人，本来是洋洋得意而来却被当头棒喝，如今肉体上是饥渴难耐，精神上是备受摧残，个个神情委顿，意兴阑珊。
这就是承公一番布局所要达到的效果！欲成大事，其要务在于用人！人堪其用，首要在于收心！如何收心？
无他，恩威并重而已！
官员的威权并非是官职带来的，如果只是戴着个高帽子，却不知道驭下之术，这等人还不如去做道观里面的木胎神仙。职权其重心在于权，权柄如何在手？大肇天下虽只庇安于天南一隅，却也有四京十五路，只文官一途于地方，便有诸路监司、诸府各城监、各县官等正印官、幕职官，更有不计其数吏员。真以为青天大老爷一声令下，就能声动九天，俾倪宵小了？
大肇官场讲究职司繁复，叠床架屋，大小相制，异论相搅。
只拿刑狱鞫谳分司制度为例。
无论中央还是地方，都有至少两个以上的司法机关，使之互相制约，互相监督，一方面防止官员徇私舞弊、枉法断案，其更为重要的是专断之权在上官手中，最终权柄皆握于君王。只看朝廷涉及司法刑狱的职司便有大理寺、刑部、御史台、审刑院等，实际办案中凡案件牵扯有关事务，相关机构皆可奉诏参与案件之中。即便是朝廷各司法部门也是彼此相制，如大理寺掌鞫狱、定刑名，决诸疑谳，按律流罪以下的案子大理寺则有专决之权，死罪案件上报御史台“就寺审复”，然而大理寺内部又被划分为左断刑和右治狱两个系统，其中左断刑又被分为断、议两司，右治狱又分左右寺、驱磨、检法、知杂四案，如此以来大理寺主官就成了挂职不管实务的虚官，职权皆下放各司寺中去了。
而刑部名义上掌刑法、狱讼、奏谳、赦宥、叙复之事。所谓若情可矜悯而法不中情者谳之，皆阅其案状，传列拟进。应诏狱及案劾命官，追命奸盗，以程督之。审覆京都辟囚、在外已论决者，摘案检察。凡大理、开封、殿前马步司狱，纠正其当否；有辩诉，以情法与夺、赦宥、降放、叙雪。然而，具体职权不能独立自专，如大辟案大理寺详断，而后复于刑部，大理寺杖罪以下罪案，并需经刑部详覆，如果大理寺所驳天下案牍，未具者亦令刑部详覆以闻。如此一来，刑部成了复审机构，制约大理寺职权。
为了进一步制约大理寺与刑部舞弊专权，太宗又设立审刑院复审大理寺的案件，诏令凡狱具上奏者，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院详议。案件前后脚都让审刑院拿捏住了。到了宣宗朝，审刑院又进一步剥夺了刑部复审的权力，诏令大理寺所详决案犊，即以送审刑院，勿复经刑部详覆；若大理寺断狱有合上请者，审刑院即行驳问，无得奏裁。完全制约了刑部和大理寺的复审权。
而承公任御史台时，便主持了御史台的司法改革。将一部分事权从审刑院又夺了过来，要求州郡不能决而付之大理，大理不能决而付之刑部，刑部不能决而后付之御史台，则非甚疑狱必不至付台再定。将御史台的复审权凌驾于于大理寺和刑部等机构之上，与审刑院分庭抗礼。尤其是在任官员所犯重案，御史台有专决之权，即群臣犯法，体大者皆下御史台。也因承公以严酷清明敢于察官、治官而称颂于天下。
至于地方，承公初任知启封府事，便在掌尹正畿甸之事，以教法导民而劝课之的基础上，实现了中都之狱讼皆受而听焉，小事则专决，大事则禀奏。若承旨以断者，刑部、御史台无辄纠察的司法制度。启封府不但有权审理京畿地区的案件，而且可以不受刑部和御史台的纠察，单独决断皇帝交办的重大案件，开封府实际上成为与御史台、大理寺、刑部并列的中央司法审判机构。若非如此，承公如何能转迁御史台，实现更为深远的司法改革。
地方上按照“分而察之，互相牵制”的设计思路，在各路设置转运司、提点刑狱司、提举常平司与安抚司四大并列的地方司法机构。诸监司皆掌本路司法权，若是细分，
转运司则具审理地方刑狱之职能，并对案件拥有复审的权力；提点刑狱司主管司法刑狱、冤假错案和监察官员违法，即所谓查群吏廉秽之状；其治绩尤着者，则必慰荐称举；贪懦不治者，则必体量按劾。别辨善恶，悉以上闻。其对转运司监察、司法方面的权力进一步分化，职权侧重点在疑难重案，且多为州县已审理但未判决的案件，但是重大疑案也有直接侦办之权，这等于是分弱了各府军监县的司法职权。
而安抚司主管军事和民政，也具有司法审判职能。如有翻异公事，先须本路提刑、转运、安抚司遍行差官推勘；若在法，囚禁未服则别推，若仍旧翻异，始则提刑差官，继即转运司、提举司、安抚司或临路监司差官，谓之五推。诸监司按照朝廷制度不许将治所在同一地，诸司之间互不干涉，互不统属，诸监司官之间也要互相监察。除非边路设置经略安抚司即帅司统辖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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