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鹤氅敞衣、手持麈尾又成为了玄学大家们的又一形象代表。
玄学之盛，风行天下，浩荡神州。
在这种风气影响之下，许多官员不学四书五经，专研老庄玄理；不谈国家政治，只论有无本末；不干实事，只管清谈。
世人也以清谈为荣，以务实为耻。
手持麈尾，聚会清谈、赤身裸体、醉死人生的那是大雅之人。
领军打仗、管理朝政、务求实事、耕田种地的那是庸俗之人。
当时，时任尚书左仆射、侍中裴頠看到“贵无论”风气盛行，便撰写《崇有论》加以反驳。
他说：宣扬空无之论，以浮华游荡为清高，以做实际事务为卑贱；做文章只要说虚无，就认为是玄妙；当官不务事务，就认为是高雅；讲吃穿不讲廉洁，就认为是旷达。
由此导致空虚的风气盛行，务实的风气衰弱。
可是《崇有论》一出，立即遭到以王衍为首等玄学之人的攻击，他们认为“贵无论”讲究解放人性，豁达人生，崇尚自然，与万物和谐相处，这才是宇宙之大道。
后来到了东晋之时，玄学清谈风气更加盛行，王导、谢安等一众达官贵人每日聚众清谈。
一人发言，常常洋洋洒洒数万字，耗时数个小时。
一次清谈，少则一日，多则数日，众人围坐，彻夜不眠。
如此的社会风气、如此的朝廷、如此的官员，难怪会有永嘉之乱、衣冠南渡之事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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