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就这样慢慢的过着转瞬之间就进入到七月份，七月份也就是农历的初秋时节，这个时节按道理来说气温应该会有所下降，可最近温度居然不降反升！这也足以可见这个时代气候的异常。
这种异常的气候虽然对官府来说是坏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那就更是坏事，不过对两个群体来说是一件好事。
那就是士绅这个群体和反贼这个群体，也就只有在天灾面前两个对立的群体才会有利益的共同点。
反贼这个群体就不用说了，不闹灾哪来的流民？！没有流民哪有流寇？！
而士绅这个群体盼着天灾是希望通过天灾来兼并农民的土地和进一步剥削和控制名下的佃户，因为一闹灾的话粮食必定减产甚至是绝收，在这种情况下自耕农必须要出卖自己名下的田产给士绅老爷来交今年的税款。
而一遇到这种情况老爷们便会趁机压低土地价格，以极其低贱的价格收购自耕农的田产，很多自耕农就因为一个灾年从此便沦为老爷们的佃户。
出现这种情况除非是朝廷减免地方上的赋税，这样一来自耕农才能保住自家的田地，可大明朝到了现在基本上不会做这种人事。
至于佃农那就更惨了，本来土地就不是自己的而且今年的粮食来减产绝收，官府的赋税要交老爷们的租子也要交，这双重压力之下很多佃农直接就全家上吊或者是当流民。
别以为佃农没有土地就不用给官府交税，捆绑在耕地的上税种虽然多但是捆绑在人口上的税种一样不少，最起码你没土地是要交人头税的。
除了地、丁两大税类之外还有地方官府私行的加派，这种加派可不一定按照田亩数量来有的是按照户口来，每户每家摊派多少，根本不管你是佃农还是自耕农统统都要交摊派！
还有就是明代的税收体系是继承元代的，我大元实行的包税制，同样我大明也是实行包税制，不过我大明和大元的包税还是有所不同的。
大元的包税是行省以下进行包税，而我大明则是县级以下进行包税。大元的包税人是一群色目人和蒙古人，而我大明的包税人则是乡下的士绅和县衙里的胥吏。
包税制之下就有一个收税的特色，那就是经常会出现“纳无地之粮”、“缴无丁之税”，也就是说你名下没有耕地依旧要给官府交粮食，你明明是个黑户在官府没有户籍档案但是你依旧要交人丁税。
出现这种情况是因为在包税制下不会出现精准收税的情况，只要包税人指着要你交税你就得交，这也是为什么如今的大明朝有这么多流民的原因。
因为地方的佃农多是一些没权没势也没后台的人，地方上的包税人可不得逮着他们狠狠的压榨！
...
由于今天的灾情有些严重，在五月份的时候总督杨鹤和巡抚刘广生就联名上书请求朝廷减免地方赋税并拨款赈灾。
陕西督抚的报灾请赈奏章这回破天荒的没有被留中不发，往年陕西几任督抚的报灾请赈奏疏都被留中了，而独独今年的奏疏给发了出来。
这是因为今天陕西的灾情是真的，最起码没有夸大其词。往年陕西的灾情多数都是被夸大其词，有的时候一个县闹灾陕西官员就敢报全省大灾，如果财政状况不好甚至会捏造灾情骗朝廷的赈灾银来贴补地方财政。
这朝廷往年也知道是陕西这边是在谎报灾情，毕竟朝廷派往陕西的监察御史又不是吃干饭的，锦衣卫在陕西的缇骑也不是瞎子，自然是会如是上报，所以以前陕西这边并没有骗到朝廷。
但是今年的灾情确实是像陕西督抚说的那样全省大旱，今年不仅陕西全省大旱华北四省一样出现不同程度的旱情，所以朝廷对陕西的灾情重视了起来。
在六月的时候朝廷又派都察院御史吴牲巡视陕西灾情，吴牲在陕西巡视完一圈之后于六月底回京报告，最后朝廷决定对陕西进行赈灾，但是减免赋税原则上朝廷同意但是由陕西地方官府酌情减免。
朝廷之所以原则上同意是因为如果免了陕西的赋税那陕西的各项开支那就得朝廷来出了，上半年北直隶刚打了几个月的仗，这国库里空的跑耗子，那有银子给陕西用？！
所以朝廷让陕西官府自己看着办，陕西官员要是能够解决今年的开支问题就尽管减免，哪怕是全省免税朝廷都没有意见。
但陕西官府要是有能耐解决财政问题的话也不至于成今天这个局面，所以今天陕西的赋税该征还是征，甚至有可能还加征，因为陕西匪患在勤王军离陕之后进一步的壮大，今年的军费开支要比往年大的多。
不仅陕西官府今年要加征赋税，朝廷也在今年加征了赋税，那就是辽饷摊派在过去的每亩九厘的基础上加了三厘，也就是一分两厘银子！
辽饷总数从之前的五百二十万两增加到六百六十万两，陕西这边的辽饷摊派从原来的二十二万两增加到二十八万两！
这项加派议案是明庭在崇祯元年的六月左右出台的，也就是在明军收复遵永四城将鞑子赶出长城后的第二个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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