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官的施政与教化
做人需要做人的原则和技巧，为官也是一样，为官也须有为官的原则与技巧，以求全事保身。为官须做到公正廉洁，须爱护民众，这是前面已经阐述了的洪应明所论及的为官原则。此外，“畏小民”与“畏大人”，也是洪应明所论及的另一条为官原则。国人有传统的敬畏之心。如《论语》中就记载有孔子之言:“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小人不知天命而不畏也，狎大人，侮圣人之言。”不同人或因有敬畏之心，或因无知故无畏，从而在境界中造成本质上的差异。
而在洪应明看来，为官者对于“小民”般的百姓民众，也应该怀着一种敬畏，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招来豪强蛮横的骂名;为官者对于“大人”今天所说的“上级”，应该怀着一种敬畏之情，有了这种敬畏，就不会产生放任恣欲的意识。
这是一一种十分清醒的意识，对此，可举例来说明。
唐太宗与魏征是一对千古名君名臣，不少人知道魏征敢于触犯龙颜，敢于不顾一-切地极言直谏。但是，魏征并不鲁莽，他有他的准则。魏征向唐太宗说自己可以做个良臣，却不能做个忠臣。唐太宗不解，魏征就说出了以下一番道理:所谓的“良臣”，流传千古，能辅助君王得到美誉，同时，他的家族也能兴旺自己的名字或许不易，子子孙孙可以繁衍。所谓的“忠臣”，碰上--个无道的君王，则有随时被诛杀的可能，在国破家亡之后，就只能留下一句“曾有一位忠臣”之类的美誉。可见“忠臣”和“良臣”差别之大。
这番既在理，又包含着称誉唐太宗之意的一席话，说得唐太宗连连点头，也表达了魏征的敬畏。因此，魏征的直谏，并非胡意乱来，他讲究委婉在理的技巧，以求取得最佳效应。这-点，唐太宗看在眼里，记在心上，他曾对别人说:“人们都说魏征举动疏慢，我却见到他的妩媚。”(即《龙文鞭影》所说的“魏征妩媚”)由此，可见居官者“畏大人”的必要。
还是再以魏征向唐太宗的劝谏之言，说明“畏小民”的必要。魏征多次劝唐太宗要切实地以隋朝亡国作为治国之鉴。为此，他将君王比喻为舟，将民众比喻为水，“水能载舟，也能覆舟。”强调君王要爱护民众，要轻徭薄赋，使民众真正得到休养生息，唯有如此，才可能有国家的长治久安。身为一国之君，要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否则，用强取豪夺的手段把民众推到死亡的边缘，最终只会促令民众揭竿而起，加快整个王朝的倾覆，也会招致千古骂名，遭历史唾弃。
唐太宗很是虚心接受关于君王要敬畏民众的谏言，并落实在励精图治的施政措施中，从而开出了“贞观之治”的一代盛世。历史上，必须敬畏民众的原因，根植于民本思想。正如西汉初期的思想家贾谊所言:“夫民者，万世之本也。故夫民者，大族也，民不可不畏也。故夫民者，多力而不可适(‘敌’)也。”一一民众是最大的族类，具有不可抗拒的力量，所以，民众是千秋万代延续的根本，民为重，君为轻，民众也就是一切为君为臣者所不能也不敢不敬畏的对象。
这些思想在思考与表述的全面性与科学性方面，虽然不足以跟今天现代民主社会所信奉的民本理论相比拟，但其中的合理认识，确实包含着真理。为官的根本在于坚持原则，廉与公、爱民及畏大人畏小民，就是这些原则的一部分。原则必须不折不扣地坚持，否则，就会玷污了自己的一生人品，毁坏了民众的事业，传统文化用了一个字:“方”，以形象地比喻这种必须坚持的方方正正的原则性。
洪应明尤其强调:为人为官者在“治世”，也就是安定而又有序的时代，应坚持原则性(所谓“处治世宜方”)，否则，谁缺乏了这种原则性，缺乏真切诚恳的心思，谁也就无异于乞丐，所作所为皆是虚浮。
在坚持原则性的前提下，洪应明还强调“圆”，也就是随机应变的灵活性。正如他所指出的那样，谁为人处世倘如像个木头人，缺少应有的委婉、灵活、变通、机智和情趣，那他就易处处碰壁。从古今纵横来看，那些能建奇功、成伟业的成功者，多是虚心婉转、善于灵活变通之人;而那些因把握不住机会而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者，定是愚顽固执之人。
对此可以举无数的例子，但篇幅却不允许，于是，此处仅仅提楚汉相争的双方统帅一项羽与刘邦。
刘邦可谓虚心而又善于变通之士，他的磨下，能拥有诸如韩信、张良、萧何等一批当时的良将贤相，并直接依靠他们及他们所统率的千军万马，以人和再加把握天时地利，虽屡经挫折，历经磨难，终踏上坦途，然后--统天下。再观项羽，却一味只会逞匹夫之勇，表妇人之仁，不听良言，一意孤行，冥顽不灵，麾下的忠臣不被重用，就是仅有的一个忠心耿耿而又谋略出众的范增，最终也免不了被气走气死，终使曾经实力雄厚、横扫天下的楚军，变成了一样草木皆兵的乌合之众，项羽本人最后也只能落个霸王别姬、自刎乌江边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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