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初三年（222年）四月，31岁的曹植被封为鄄城王，邑二千五百户，也就是在这次被封王之后回鄄城的途中，他写下了着名的《洛神赋》。在《洛神赋》中，诗人描摹了一位美丽多情的女神形象，把她作为自己美好理想的象征，寄托了自己对美好理想的倾心仰慕和热爱；又虚构了向洛神求爱的故事，象征了自己对美好理想梦寐不辍的热烈追求；最后通过恋爱失败的描写，以此表现自己对理想的追求归于破灭。
黄初四年（223年），32岁的曹植徙封雍丘王。
黄初六年（225年），曹丕南征归来，路过雍丘，与曹植见面，增其户五百。
黄初七年（226年），曹丕病逝，曹叡继位，即魏明帝。壮心不已的曹植急切地渴望自己的才能得以施展，他曾多次慷慨激昂地上书曹叡，要求给予政治上的任用，拳拳之心可以使铁石心肠之人动容。但过于冷静理智的曹叡却心如古井，不起微澜，对于曹植的种种表白和要求，只是口头上给予嘉许而已。曹叡对他仍严加防范和限制，处境并没有根本好转。曹植在文、明二世的12年中，曾被迁封过多次，最后的封地在陈郡。
太和三年（229年），38岁的曹植徙封东阿，其间潜心着作，研究儒典。
太和六年（232年），曹植改封陈王，11月曹植在忧郁中病逝，时年41岁，遵照遗愿，将其葬于东阿鱼山。后人称之为“陈王”或“陈思王”。
三曹非常重视网罗民间隐士，试图把散落在民间的隐士人才都聚集起来。三曹一方面批评动摇隐士所信仰的荒诞无稽，让众人退出山林入世治国。另一方面又歌颂其情操，把隐士视为同道中人，意在招隐求贤、让众人入世治国辅君济世。曹丕的《大墙上蒿行》开头即以人生短暂发问：”今我隐约欲何为？”接着以入世的物质享受诱发隐士们出山，为其建功立业。此诗受到曹植《七启》劝隐士出山，建功立业的影响。这一方面说明三曹欲有所作为，另一方面也说明存在着大量的隐士不为朝廷所用。
曹植的《七启》中假托一个“镜机子”对另一个“玄微子”论述饮食、容饰、羽猎、宫馆、声色、友朋、王道等七个方面的妙处。此赋以招隐求贤、辅君济世为主旨，大约作于建安十五年（210年）发布《求贤令》后。令文有“今天下得无有被褐怀玉而钓于渭滨者乎？”
作者即据此兴感抒论。规摹汉代枚乘《七发》大赋体制，假设镜机子与隐者玄微子问答联级成文，批评“耽虚好静”“飞遁离俗”“隐居大荒”的行为，借镜机子分类铺叙肴馔、容饰、羽猎、宫馆、声色之妙及游侠、俊公子之奇节异行，最后以赞颂“圣宰”（即曹操）之“翼帝霸世”“举不遗才”“国富民康”、建“霸道之至隆”的功绩，说服玄微子“从子而归”，表达了”君子不遁俗而遗名，智士不背世而灭勋”的积极用世、建功立业的政治态度和理想抱负。篇制宏大，铺陈夸饰，辞采瑰丽，气势慷慨，变《七发》散体笔势为骈俪整饬的精描细绘，而流畅生动过之。
文艺成就
曹植的创作以220年（建安二十五年）为界，分前后两期。前期诗歌主要是歌唱他的理想和抱负，洋溢着乐观、浪漫的情调，对前途充满信心；后期的诗歌则主要表达由理想和现实的矛盾所激起的悲愤。他的诗歌，既体现了《诗经》“哀而不伤”的庄雅，又蕴含着《楚辞》窈窕深邃的奇谲；既继承了汉乐府反映现实的笔力，又保留了《古诗十九首》温丽悲远的情调。曹植的诗又有自己鲜明独特的风格，完成了乐府民歌向文人诗的转变。
曹植的作品收录在《曹子建集》中。《曹子建集》共10卷，收录了曹植的诗文辞赋。其中收录较完整的诗歌有80余首，一半以上为乐府诗体。其代表作有《七哀诗》《白马篇》《赠白马王彪》《门有万里客》等。其中《洛神赋》写洛川女神的仙姿美态，是文苑奇葩。
书法
据《书断》记载，“曹植亦工书。”《宣和书谱》上亦记载曹植少年聪慧，记忆力惊人，万言不忘，其胸中磊落之气发于笔墨闲。曹植以章草书写的《鹞雀赋》乃书法中一极品。
画论
曹植着有《画赞序》，是中国画论史上流传下来的第一篇专题论画的文章。它可以同汉代的《毛诗序》相提并论。《毛诗序》是中国历史上第一篇专谈诗歌的文章，阐述诗歌的伦理教化作用；《画赞序》则主张绘画在"教化"方面应具有的功用。这当然是儒家思想。但曹植在这里明确了绘画艺术的社会价值和意义，肯定了绘画艺术的地位，则是很重要的。
曹植明确提出画能“存乎鉴戒”。而且这种“鉴戒”还不是图解式的进行，而是通过绘画艺术形象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共鸣产生的。他谈到绘画引起观画者的感情反应，有“仰载”“悲惋”“切齿”“忘食”“抗首”“叹息”“侧目”“嘉贵”等等。这是不同的人物画像所引起的不同的如此丰富多样的感情反应，这就接触到了绘画艺术的特征。这是中国绘画史上第一次接触这一问题。它与曹丕《典论·论文》第一次讲文章要有作者的性情是一致的。两者在理论上可说都是开启以后那个文艺自觉时代的先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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