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章帝的一些政令刑罚，有时并非建立在事实基础上，而在于灾祥谶纬之学。建初元年（76年），兖、豫、徐等州发生严重的旱灾，赤地千里，饥民遍野。汉章帝一方面调集国库粮食紧急救援饥饿中的人民，一方面召集大臣商讨解决办法，按照当时人们流行的看法，水旱荒年是由于阴阳失调，而阴阳失调又与政事有关。
司徒鲍昱痛陈时弊：“前几年治楚王刘英狱，抓人成百上千。这些人并不是都有罪，受牵连而坐狱的人恐怕有一半是冤枉的。那些判处徒刑的人远离家乡、骨肉分离，死了灵魂也不得安息。这就致使阴阳失调、水旱成灾。现在不如赦免这些刑徒，解除监禁，让其回家和亲人团聚，这样也许能致和气，使天降甘露、解除旱情，免除黎民百姓的痛苦。”
尚书陈宠也上疏说：“治理国家大事就如调整琴瑟的弦一样，弦调得太紧就会崩断，刑罚太严也会激起人民的不满。建议陛下进一步宽缓刑罚。”汉章帝听从他们的建议，大赦天下，宽缓刑罚。
汉章帝在位期间，废除苛法五十馀条，行宽厚之政，除去以往一人犯谋逆等大罪则亲属皆受牵连的禁令。命罪人减刑迁到边境地区。禁用酷刑，以尚书陈宠之议，除刑罚残酷的条文五十余条。禁盐、铁私煮、私铸。注重选拔官吏，以得廉能之吏为政治清明的保证。打击豪强地主兼并土地，采取优惠政策募民垦荒，鼓励人口增殖，减轻徭役赋税。
西汉末至东汉初，匈奴的势力又有所发展，成为北边的严重威胁。建武二十四年（48年）后，匈奴因内乱而分为南北二部，南匈奴逐渐内附，但北匈奴仍不时入侵。汉明帝时，遣窦固等于永平十六年（73年）击败北匈奴，追至天山和蒲类海（今新疆巴里坤湖）。同时又派班超出使西域各国，使西域各国再次断绝与匈奴的关系，重新归附汉朝。后来至和帝永元元年（89年），窦宪率师出击北匈奴，大破之，北匈奴降者前后二十余万人，窦宪等“遂登燕山，去塞三千余里，刻石勒功，纪汉威德，令班固作铭”。不久北匈奴之馀众在屡败之后，乃向西远徙。
光武帝在统一全国后，致力于内部建设。对匈奴转为战略防御，对西域各国要求重设都护和遣送质子入朝的要求予以拒绝。这在当时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失为一个正确的选择。
经过东汉初年约三十年的休养生息，东汉的国力大为恢复。在刘庄去世的前三年，刘庄决定重新对匈奴采取强硬措施。派耿秉（东汉名将耿弇的侄子）、窦固（东汉功臣窦融的侄子）率大军进攻北匈奴。耿，窦各率一路，窦军一直打到天山，耿军攻到三木楼山。大获全胜。两年后，耿，窦又率兵出西域，进攻车师国。车师国后王和前王相继投降。
在击败北匈奴后，派班超出使西域，这个班超后人多认为他是一个名将，而他更是一个外交家。他带着36个人纵横于西域，着名的成语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就是他在鄯善国带着36人袭击北匈奴使团，全歼了北匈奴的使团。其实类似班超的这种强硬使者，在武帝时比比皆是，只不过都未留下名姓而已。班超在西域活动的结果是都护重建，班超动辄带着西域的多国部队，打击那些不肯听命的国家。刘庄时对北匈奴和西域的策略，也为后来时彻底消灭北匈奴，控制住西域打下了基础。
明章二帝劝课农桑，薄赋税，减徭役，修水利，又安置无地贫民，贷给粮食、种籽、农具。如屡下诏令，以苑圃地和郡国公田赋予贫民耕种，几度蠲免租赋。史载汉明帝末年“天下安平，人无徭役，岁比登稔，百姓殷富，粟斛三十，牛羊被野”。
汉明帝在位期间多次下诏减免赋税徭役，减轻刑罚；令官吏劝督农桑，治理病虫害；并以公田赐与或赋与贫民。此外，汉明帝大力兴修农田水利，其中最大的工程是治理黄河。西汉末年以来，黄河年久失修，为患益甚，“兖、豫百姓怨叹”。汉明帝令着名水利专家王景和王吴率兵卒数十万人治水。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十里立一水门，令更桐洄注，无复溃漏之患，从而保障了黄河中下游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汉明帝提倡节俭，宫廷生活不尚奢侈，一时之间，上行下效。
当时民安其业，户口滋殖。光武帝末年，全国载于户籍的人口为2100多万，至汉明帝统治后期，在不到20年的时间里激增至3400多万。
思想文化方面，明章二帝提倡儒学，汉明帝曾亲临辟雍给大学生们讲授经义。汉明帝还重视佛教，在68年派遗蔡愔、秦景等出使天竺（今印度）拜求佛经、佛法，并于第二年在洛阳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佛寺——白马寺。汉明帝聘请天竺高僧在此译经、传教，从而促进了佛教在中国的传播。
汉章帝于79年在白虎观召集诸儒讨论《五经》异同，并亲临主持，历时旬月，又令班固将讨论结果记录整理，编成《白虎通义》一书，将儒学推向系统化、神学化，对此后中国历代王朝的政治法律制度、思想意识、伦理道德，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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