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姬发立于社坛之上，群臣手捧明水，卫康叔封铺好彩席，师尚父牵来祭祀之牲，史佚按照策书祈祷，向神只禀告讨伐罪恶商纣之事。散发商纣积聚在鹿台的钱币，发放商纣屯积在钜桥的粮食，用以赈济贫民。培筑加高比干之墓，释放被囚禁的箕子。把象征天下最高权力的九鼎迁往周国，修治周朝政务，与天下之人共同开始创造新时代。
武王灭商后，同姜子牙、周公旦等人商议，把全国分成若干个侯国，由周天子分封给在灭商大业中作出贡献的姬姓亲族和有功之臣建都立国，充当周朝统治中心的屏障，即所谓“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由于姜子牙在兴周灭商中功勋卓着，而被首封于齐地营丘（即今淄博市临淄区）建立齐国，以稳定东方。
姜子牙带领本部人马奔营丘而来。因为长途跋涉十分疲惫，一行人行军速度很慢。一天傍晚他们来到离营丘不远宿营，准备第二天赶到营丘。有人说“有道是机会难得。这些人睡起觉来香甜安稳，哪像个赴国建都的样子”。姜子牙听后睡意全无，急命整顿人马披星戴月赶赴营丘。至黎明时到达淄河西岸，只见莱国军队正在涉水奔营丘而来，剑拔弩张，形势危急。原来莱国与营丘离得很近，是商纣王的属国，莱侯想趁姜子牙立足未稳之际抢占营丘。两军在淄河西岸展开对垒，姜子牙指挥镇定自若，士兵作战英勇顽强，莱军被杀得丢盔弃甲，悻悻而回。齐国就这样正式建立起来。
姜子牙建立齐国后首先以法治国，安定民心。司寇营汤阳奉阴违，受贿害民，并妖言惑众，宣称要以所谓的“仁义”治齐，姜太公便令人把营汤斩首，以正政令；一时间齐国再也没有违抗命令法规的事情了，混乱局面迅速得到了安定。仅仅五个月姜子牙就去向周公“报政”，即向周公汇报其安邦定国的政绩。
姜子牙政治上推行尊贤尚功的政策。就是选拔有才能的人做官，吸收大批当地东夷土着中的人才加入到齐国统治阶层，让他们在国家建设中发挥应有的作用。对通过考核符合选贤标准的人，不分亲疏用其所长，最大限度发挥他们的积极创造性。这一用人路线打破了西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尊尊亲亲”的正统思想束缚。姜太公还把用人提升到事关国家兴亡的高度，提出“六守”、“八征”、“六不用”的人才理论。实践证明，他的用人思想不仅开创了任人唯贤、唯才是举的人才使用先河，也为后来齐国称霸列国奠定了基础。
文化上推行“因其俗，简其礼”的开明政策。太公认为，如果在齐地强力推行周礼，容易产生矛盾，不利于治国安邦。经过再三斟酌，他决定从齐地实际出发，从俗简礼，不强制干涉，且务实地创造了既让齐民乐于接受，又不太悖周礼的新制。
据《汉书·地理志》载：“齐地负海泻卤，少五谷，而人民寡。”《盐铁论》则说：“昔太公封营丘，辟草莱而居焉。地薄人少。”面对极其恶劣的自然条件，姜太公自齐国初建时就因地制宜，在注重发展黍、稻生产的同时，利用境内矿藏丰富、鱼盐资源丰富的特点，大力发展冶炼业、丝麻纺织业、渔盐业等手工业；
还利用齐国交通便利、人民有重商传统的优势，大力发展商业，推行与列国通货的外贸政策。在这种“农、工、商”三宝并举的宏观战略指导下，齐国制造的冠带衣履畅销天下，鱼盐流通列国，诸侯纷纷前来朝拜，齐国逐步由偏僻荒凉的小国穷国发展为雄居于东方的大国富国。
姜子牙封齐建国后，相当多的时间是在镐京做周朝中央政权的“太师”，辅佐外孙周成王姬诵、重外孙周康王姬钊。他的大儿子齐丁公姜汲，也没有到临淄治理齐国，而是一直在镐京担任虎贲之职，统领着王宫卫戍部队。齐国开国后的三十余年，营丘基本上由姜太公的三儿子丘穆公镇守。
成王时期，管叔、蔡叔、霍叔“三监之乱”，淮夷、徐夷、“殷东五侯”起兵反周，姜太公父子辅助周公旦，或坐镇京都、运筹帷幄；或领兵东征、冲锋陷阵；或左右呼应，东西夹攻，迅速平定了这场叛乱，为二次安周立下了赫赫战功，再后来，周成王去世，姜子牙父子又接受了成王托孤的遗命，担负起辅佐太子的重任，后又与众臣一起扶立太子姬钊登位，史称周康王。
周康王六年，姜子牙卒于周首都镐京，岁寿139岁，子丁公吕汲继位。齐丁公吕汲继续辅佐周康王，成为仅次于首辅召公奭的次辅，并掌管周王朝的精锐部队三千虎贲，保卫丰镐。
姜子牙在齐国的时候，修明政事，顺其风俗，简化礼仪，开放工商之业，发展渔业盐业优势，因而人民多归附齐国，齐成为大国。到周成王年幼即位之时，管蔡叛乱，淮夷也背叛周朝，成王派召康公命令太公说：“东至大海，西至黄河，南至穆陵，北至无棣，此间五等诸侯，各地官守，如有罪愆，命你讨伐。”齐因此可以征讨各国，形成大国、定都营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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