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省益都苏埠屯，发掘了 4 座商代墓葬，其中 1 号大墓的规制与安阳殷墟侯家庄西北冈的殷商王陵大致相类。
墓主生前可能是诸侯之长、方伯一类的显赫人物。墓底中心腰坑和奠基坑，各发现 1 具人骨。奠基坑里的人骨呈下跪姿势；中心腰坑里的人骨，腿部已经折断，可能是活埋所致。二层台上，东面发现 6 具人骨，其中有一个是儿童；西面也发现 1 具儿童骨骼。墓室南门道口，分三层埋有胡乱堆放的 14具全躯人骨，大多是儿童，有的还能明显看见绳索捆绑的痕迹。另外，在墓坑其他地方，还发掘出了 25 颗人头骨，头骨遗留颈椎骨数节，可以明显看出是用刀砍杀所致。
除此以外，在江苏铜山丘湾、河北藁城台西等商代墓地，也都发现了类似的杀殉现象，说明晚商时期的人祭、人殉，已经作为一种制度而存在。
从甲骨文相关记载统计来看 ，有关人祭的卜辞也是以武丁时期为最多，计有甲骨 673 片，卜辞 1006 条，祭用 9021 人。另有 531 条未记人数。其中，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500 个。
廪辛、康丁、武乙、文丁时期，计有相关甲骨 443 片，卜辞 688 条，祭用 3205 人。另有 444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200 个。
祖庚、祖甲时期，计有相关甲骨100片，卜辞111条，祭用622人。另有 57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是 50 个羌人。
帝乙、帝辛时期，计有相关甲骨 93 片，卜辞 117 条，祭用 104 人。另有 56 条未记人数。最多的一次祭用人数是 30 个。
从文献记载看，商代末期对外战争十分频繁，所获战俘也应该不在少数。不过，这一时期商王朝用兵的主要方向是东南方的淮夷，但同一时期的甲骨卜辞中很少有用战俘作为人牲的记载。武乙时期有一条卜辞说，商王命羌奴开垦荒地 ，说明商代末期社会发生了重大变化，那就是不再把大量的战俘杀掉作为人牲，而是转变使用到了农业生产上。
这同商末几代帝王淡化鬼神观念，以及整个社会思潮和宗教思想的变化有密切关系。
不过，这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从另一角度看，自武丁至帝乙、帝辛时期，商王朝用人牲、人殉的次数和数量越来越少，同周人作为商王朝“牧师”“方伯”强势崛起也不无关系。
据甲骨卜辞记载，从盘庚迁殷到帝辛亡国，共用人祭 人；另外还有 1145 条卜辞未记人数，如果 1145 条卜辞都以 1 人计算的话，全部杀人祭祀，至少当用 人——这是个很不完备的数字，因为有很多甲骨流失在国外，还有被损坏的、没有被发现的，等等。这其中，仅祭用羌人牲，就达到了 7426 人，占全部杀殉人数的 52.5%，这还不包括 324 条未记具体人数的卜辞。
考古学家曾对前述 1976 年春发掘后又回填的殷墟王陵区 191 座墓和祭祀坑遗骸作了重新发掘，并结合甲骨卜辞以及锶同位素科技考古的手段进行研究分析，结果表明，这些人牲基本上是来自以羌人为主要组成部分的外族俘虏。
周人崛起后，由于得到商王朝的大力支持，再加上周人和羌戎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遂一跃而成为西方霸主，有力地遏制了羌人对商王朝的侵略和骚扰，这使得商王朝不再或者说很少再同羌戎集团发生战争，这样一来，原来在人牲中占主要比重的羌人俘虏就没有了来源，商王朝用作祭祀的人牲随之断崖式下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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