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不仅对自己的心理状态负有责任，许多医学研究显示身体的病痛也受到个人心理状态的影响。弗洛伊德在1901年出版的《日常生活中的心理病理学》一书中，就谈过应激与疾病之间的关系。他提出意外受伤其实并非意外，而是反映了内在的心理冲突，他在书中描述了那些遇到特别多意外伤害的所谓“容易受伤”的人……
也许安娜也是这样。所以她不断生病，越是怕生病越生，也许正因为生病才使得她先生没有离开她。她不能自立，一旦自立她先生便会对她不再感到责任和牵挂，就会追求自己的幸福去。
我想起来，那本书是亚隆的《存在主义心理治疗》，其中讲到一个名叫莉娜的女子的病例，我分享给世德：
“莉娜在治疗中的任务就是让自己变得很弱，以确保治疗师无法拒绝给予其帝王安抚式的治疗。对莉娜而言，最重要的不是成长而是生存，而且似乎只有依靠团体和治疗师的精心照顾和保护，才能生存下去。她最主要的难题是如何得到永远的保护：她一定不能显露出成长或改变的迹象，否则团体成员和治疗师会认为她已经好到可以结束治疗的程度了。”
“病人已经到了重整心理动力和重建人际关系模式的关键点，但她却无法整合它们。这是她的困境。她感到无助。她无法设想通向康复的认知结构，或者，就算能够设想它们，它们似乎也是无法实现的。有时候，她似乎可以了解这些不同的选择，但是没有用，因为她只会把全部的兴趣和欲望都投注在已经失败的关系上。”
“重建另外一种生活观念，超出了他们所能理解的范围……此外，他们无意识地认为痛苦和自我牺牲可以作为求取关爱的最后一搏，从而助长了抑郁。于是，他们因为失去爱而哀伤，又保持哀伤以重新获得爱。”
世德静静听着。无需我说，从他脸上的神情，也能看出他也认为安娜的情形恐怕与之类似。
人怎能活在玻璃罩和假象里呢，生活不是无菌实验室。将自己保护得太好，不愿承受伴随成长而来的疼痛和不确定，便失去了唤醒自我的力量。基本上这个世界有两种人，一种是致力于个人成长的人，一种是追求舒适生活的人，安娜无疑是后者。当现实不断逼压，玻璃罩变得越来越小，她选择的不是打破玻璃，相反，她决定不要站起来，把自己缩得尽可能渺小。她把创造力用在忍受她的处境上，而不是试图改变。她不愿冒风险来离开眼下这个安全的世界。
她天真地活在谎言里，希望别人会永远照顾她，没有动力为自己寻找另一种生活的可能。
她活着就是为了取悦他人，她极度渴求和需要别人的认可，所以从不敢展示真实的自己，说话总是半吞半吐云遮雾罩。她倾向于传达一个过时的女性形象来和男性接触，屈从于他们的期望，牺牲和奉献，想要被喜欢，并不惜弱化自己，拒绝展示聪明、自信和独立。
她排斥自己的真实欲望，来让自己融入生活的现状。她的房子或许豪华漂亮，她或许优渥阔绰，但她守着一个糟糕的婚姻，内心深处很不快乐，她的生活是自我毁灭型的。她在她丈夫的阴影下小心翼翼生存。
是的，相比之下我是强大的。
我告诉世德，“我们会遇见各种墙。绝大多数情形下，无论我们推墙多少下、怎么推，墙也不会倒，但我们会因为不断推墙的举动而变成肌肉强健的人。墙不倒，不该成为我们自愿当弱者的借口。绕墙而走是每个懂得知难而退者的选择，问题是，要回避到什么时候？ ”
世德望向我的目光里有一小簇火苗在跳跃。我一惊，他已经起身向我走来。
“宝贝，你说的都对。奇怪我怎么现在才发现你既聪明又睿智。”他不顾我的抗拒抱住我。
你不是现在才发现，而是驴子眼中只能看见前方摇晃的胡萝卜。我腹诽。继而推开他一些，问道，“那她还给你钱吗？”
“是我不要了。”他说。见我怀疑的样子，他又说，“既然我决定好好工作了，我自己就可以赚钱。那些债，慢慢还。”
我没说什么，但其实是不怎么信的。他始终没说究竟为什么大吵一架。也许是为钱？也许是安娜决定不再帮他了，不再给他钱，所以他才重新好好工作。如果是这样，那么安娜总算也有一件做对的事情了。
“那你的修行呢？”我问。
“工作也是修行。”他答。
“你终于明白了？”
他笑笑，再度抱住我。
其实他一直都明白的，只是不愿那样做，一心希望衣食无忧没有凡尘俗事打扰，好一心修行。如今既然没有了可能……
我终究没有问出来“你想怎样，是否又想和我重新开始”。这也许不过是他又一次逃避和摇摆，也许我不过是他的一条后路。而一旦我和他在一起，安娜便可能又重新成为他的后路。他总是得陇望蜀的，永不知足。但是一个人只要给自己留有后路，就无法和当前的伴侣产生足够的能量来催化彼此的改变，就如同只要安娜还给他钱他就不想好好工作一样。成长和发展需要一定程度的痛苦，而有退路就可以避免痛苦。
也许这就是爱情：彼此扮演着陶艺家，将自己的手指置于对方的黏土之上，相互塑形。
爱情的意义，究竟是为了打磨两个完美的个体，还是塑造一个完美的整体？“没有完美的个体，只有完美的关系”，是这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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