片刻后，Ray回过来：“卡帕是犹太人，本名叫安德鲁·弗里德曼，绰号’鲨鱼’。为了躲避纳粹他逃到巴黎，把自己设定为一个美国摄影记者，名叫罗伯特·卡帕。他一头黑发，脸如鹰隼，是个很潇洒的人物。关于他也有一些负面的传闻，但我觉得无论如何，都无损于他作品本身的伟大……”
“据说他追逐战争和女人都不遗余力，而且经常勾引朋友的妻子。”我说。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说这个，而不说卡帕最有名的照片《倒下的士兵》有传闻说是假的——并不是他拍到了那个西班牙士兵脑袋中枪的时刻，那个士兵可能只是踩空跌倒。也许我终究认为，一个人的个人品行和他的作品是应该挂钩的吧，只有品行过硬，作品才能称之为伟大。
“莫老师您觉得呢？”
一位摄影师拿他们正讨论的问题询问我，把我强行拉回当下。
“别，别叫我莫老师，莫嘉叶或嘉叶就好。”我连连摆手。
因为我开了个人摄影展，所以就有资格被称为老师了么。我不喜欢事情是这样的。他们在探讨摄影作品的创作者，一派坚定地认为自己是创作者，一派认为自己不是。
“您为什么认为自己不是呢？”我问一位摄影师。
那是一位枯瘦的中年男性，戴着卡其色的藤草编织礼帽，脖子上挂着一台尼康。他回答说，“我不觉得我的作品是我拍的，我认为是我和被我拍摄的人合作共同完成的，我和他都是创作者。”
手机在手中微微震动了一下，但我顾不上看。想了想，我说，“创作是需要主观能动性的。如果您认为被摄者也在主动参与创作，那么我认为共同创作是成立的。”
“那么莫老师您呢？”他们环顾墙上我的作品，“您认为您是共同创作吗？”
“不，不是。我是创作者。”我斩钉截铁回答。
他们和我不是一样的工作方式，恐怕也不了解我的工作方式。墙上这些照片，甚至不是我工作室拍的肖像照，除了我自己和阿巫的两三张，其余都是陌生人。没有一个陌生人是按照我的意愿表露出他现在照片上的样子，也没有光线和场景是遵照我的意愿呈现，我只是端着相机观察，等待，再等待，然后捕捉。我无法向他们说明墙上的一张展出照片背后，是多少张被废弃的。这不是在摄影棚里的摆拍，也不是告诉对方说，我要给你拍照了，你注意和配合一下。
——说起肖像权，又是一处要感谢Ray的地方，他委托了律师处理，要我不必操心。
所以，我当然创作了，选择并按下快门一刻即是我创作的初始，后期的调校是我创作的继续。每个人每天会有无数思绪和感受在心里流经，然后变换成无数表情从脸上掠过，是我把其中的一瞬定格，凝固下来，犹如时空的切片，成为永恒。
我是创作者，不容否定。
身为人类，我觉得在无论是真谦虚还是假谦虚的所有情境里，唯一不需要谦虚的就是这个：是的，我是创作者。是的，我是作为者。没错，是我干的。
这一承认，乃至于需要延伸到所有人类事务里。如果每个人，每时每刻都能担起责任，承认自己是作为者，那么这个世界或许会变得不一样，无疑会更美好。
离开这些摄影师，我在一个安静的角落打开Ray的消息。他说，“卡帕曾失去他的一生所爱。他的爱人格尔达·塔罗也是摄影师，被坦克碾死，之后他就变了一个人……至于他自己，后来在越南踩到地雷，一条腿炸没了，过了好久才死去。他拍照凑得太近了……”
“好，以后我会尽量离远一点。”我说。
尽管这样开着玩笑，但我想的却是，是否卡帕的经历中有一些与Ray相似，所以他才这样了解这位摄影师。是失去一生所爱那部分吗？他只提过离婚，却并没有说原因和具体情形，是哪种失去，难道小影的妈妈已经离开人世？
“我有没有认真向你道贺？展览十分成功。《短篇故事》是一个很好的名字，你的作品都已超出它自身之外。祝贺你，嘉叶。”
“谢谢。”我略去了“你和你的支持”。
展览五点半结束，虽然站了一天腰酸脚痛，但我的心情却极愉悦，欣然去赴阿巫发起的庆祝宴。阿巫私下和我说，明面上是庆祝我的个展，暗里也是希望化开大平和梦露间的别扭。我当然赞同。然而无论我们两个怎样卖力，梦露对大平说话始终笑魇如花但却不免夹枪带棒，而大平多半沉默不语，要么装作没听见，并不像以往般怼回去，最后梦露也觉没意思，便只与我和阿巫说话。我和阿巫却不肯也不愿冷落了大平，于是又把话题抛给他。我们四人从未如此艰难相处过，到最后，我和阿巫身心俱疲，我以明天还要去展馆为由提出早退，于是大家散场。
到家已是十点，一出电梯，即看到世德。
“碰巧在附近，想来看看你。”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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