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大郎微微一笑道：“你得天独厚，今已得到党项六氏的认可，被他们奉为夏州之主，又有折氏、杨氏的支持，如果再加上继嗣堂不遗余力的财力支持，那么你以李光岑义子身份取李氏而代之，成为西北之主有什么不可能？若你成为西北王，朝廷对你只有招揽，岂敢再生杀意？这样，不是更安全么？”
杨浩沉默半晌，说道：“中原一统，天下太平，生意才好做，阁下既只有心于商贾之事，为何如此势衷于在西北扶植一方势力？”
“原因很简单。”
崔大郎侃侃而谈道：“任何货物都有其特定产地，通有无，那就是商贾获利之源了。宋与契丹并立，当世双雄，为削弱对方，必互相禁榷，玳瑁、象牙、犀角、铜铁、乳香、皮毛、牛羊、马匹、粮食、布匹、药材……无所不禁。
唐末乱世以来，我继嗣堂的生意便渐渐移向四方偏远之地，要想挪回来，改做其他行业，绝非一日之功，否则伤筋动骨，元气大失。禁榷令一下，不知多少靠我们吃饭的人都得砸了饭碗。而且，朝廷重士，对我们商贾必然也大为打压。”
崔大郎的顾虑源自唐朝以来的政策，唐朝时期商人的政治地位十分卑下，朝廷律法严格规定，工商之士不得做官、工商之士不得与士族通婚，唐太宗就曾说：‘工商杂色之流，假令术踰侪类只可厚给财物。必不可超授官秩，与朝贤君子比肩而立，同坐而食。’
商贾比庶民地位还低，庶人服黄，工商杂户不得服黄，且禁止工商乘马。商人的私有财产也得不到法律保护，朝廷可以任意没收。如开元二十二年没收京兆商人任令方资财六十余贯。建中三年，“刮富商钱，出万缗者借其余以供军”，“大索长安中商贾所有货，意其不实，则加搒捶，人不胜苦，有缢死者”。
朝廷对商贾过于迫害，这样一来，商贾们必然支持各地藩镇对大唐朝廷的反叛，冀而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从此成为藩镇割据的基础。结果两百多年来，一直就是士人轻商，武人重商，而宋一统中原后，实际上抑商的现象远不及前朝严重，但是现在又有谁知道？朝廷重士，已成风气，天下承平之后，天知道他们会不会沿袭唐律？继嗣堂一直的作风就是居安思危，他们不会坐等朝廷的政策下来再做反应。
况且就算朝廷不抑商，他们有太多的生意涉及南北，一旦两国对峙，对他们的影响便十分巨大，他们既然判断南北并立已成定局，就必须得找出一道沟通南北的桥梁来，在他们所想出的办法中，这个桥梁就是可以起到缓冲作用的西北了。这个分析，倒与杨浩分析芦州在诸藩中的特殊地位，继而选择工商兴洲有异曲同工之妙。
至于说天下承平，商人的生意才兴隆，那也未必。春秋时诸国林立，屏障重重，照理说对商贾是最不得宜的了，而实际上商人当时不但获利极高，而且社会地位极高，所到之国，该国将相都以礼相待，十分敬重。自唐末五代以来的各方诸候也是如此，盖因有求于他们罢了。
杨浩缓缓地道：“你们的长老认为，西北之地足以自立，为中原与契丹之缓冲，也是你们商贾通有无之桥梁，所以你们想在那里扶植一支势力，可以保护你们，给予你们最大的方便？”
崔大郎颔首道：“正是，其实我继嗣堂早在二十年前就做过这种尝试，那一次，我们选择的是麟州杨家，折家立足云中久矣，未必肯给予我们足够的方便。何况，虽说我继嗣堂早已不复当初的宗旨，如今纯以延续自己为目的，但是长老们还是比较希望能扶持同族，杨家是汉人，折家却不是。所以长老们更希望由杨家来控制进出西域的门户，可惜……”
他叹了口气，苦笑道：“可惜杨家终究没有那个魄力、没有那个胆量对抗折家，权衡之下，火山王杨衮还是决定固守麟州一地，与府州媾和共抗夏州，反而翻脸来对付我们。使我计谋功亏一篑，本来长老们已经死了心，不想上天却降下一个你来。”
崔大郎露出了微笑：“你根基最浅，正需要我们的帮助；而你与夏州李氏、府州折氏、麟州杨氏都有关系，是他们之中最有发展潜力的；尤其重要的是，你创芦州，为使其立足，所选择的兴州之本是工商，重工重商一至于斯的一方诸侯，实是前所未有，所以长老们对你很是青睐。”
杨浩唯有苦笑。
崔大郎又道：“数百年来，吐蕃与回鹘割据于西北和凉州，互相警慑，不通往来，中原往西域去咽喉要道因而终止，一条对我继嗣堂来，对整个中原来说的重要财富渠道因而关闭。一个闭关自守的统治者，就是我们商贾最大的天敌，你显然不是这种人。
吐蕃击败回鹘，河西、陇右，尽在其手，成为西域霸主之后，西北算是太平了，可是吐蕃人善于作战却不善于经营，他们统御西域，结果闹得西北百业萧条、一片凋敝，百姓民不聊生，一个愚昧落后的统治者，同样是我们商贾的天敌，你仍然不是这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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