忽里温当上大汗后，在对外方面，收服了北海汗国、西域汗国、哈黑汗国那些叔叔伯伯，几个汗国都在上个月派人来大都觐见，名义上表示臣服。这本来就不会有太大的难度，元朝疆域太大了，只要不动那些叔叔伯伯的利益，他们都会效忠自己这个大汗。
至于紧要的内部方面，利用贵卫赤和怯薛军，迅速圈禁大皇子，威逼利诱收服北线军队。又陈兵河南、陕西一线，逼得三皇子退回西线，派人来到大都宣誓效忠。至于东线的五皇子，只是派了一个使者，领着一千贵卫赤，五皇子甚至亲自来大都表示臣服，比三皇子表现好得多。
这期间，也就是大皇子这一线比较麻烦，好在有国师这面大旗，加上贵卫赤和怯薛军在手，许诺所有人职位、待遇照旧，再杀掉十来个大皇子的死忠，也就解决了。北线和南线这两处精华处在忽里温控制之下，东线又早早投诚，三皇子所在的西线原本就比较贫弱，又是孤掌难鸣，只能偃旗息鼓，先认了这个结局再图其他。
唯一美中不足的就是忽里温觉得三皇子始终是个隐患，关系到中原汗国西线能否安稳，进而关系到中原汗国、乃至元朝的安稳，这对自己即将实行的战略极为不利。
但是，三皇子龟缩在西线不来大都，自己也不能把他怎么样，否则对大都那些王公、大臣无法交代。好在国师说了他有自己的计划，忽里温也就选择了相信国师。
元朝的统治，对于底层百姓来说是残暴的。分等治民之策，让汉人百姓过的十分艰难。但是，对于统治者，尤其是元朝上层来说，倒是方便了许多。
分等治民之后，每一层需要做的事情，享有什么特权相对清晰，这对统治来说就简单了，对于敢反抗的，则是一杀了之，所以治理起来也比较简单。比如说，元朝的户部尚书，他的税收起来就简单多了。山东一省要交多少税，这是已经定下的，管你是不是遭灾，反正都必须交齐。
山东衙门再把任务往下分解，各府各县需要交纳多少，最底层的汉人需要交纳多少，都是嘴上说说的事情。敢不教？不是元人杀人，而是底层的汉人官员杀人，不仅名要丢了，连家里所有钱财一并归公，为国敛财的同时还能肥了自己。
再比如说，省里要修一条官道，各县要出多少劳役，只要一分派，该去的人就要老老实实去，还得卖力干活，否则不用元人士兵动手，那些不把同胞人命当人命的汉人附军就会动手砍杀，不带跟你讲任何道理的。
所以，对于忽里温这样的最上层来说，只要定好目标，下面的人自然会把目标层层分解下去，最终由民众承担，不管有没有道理，要你干嘛就干嘛。这样只注重要求和结果的，如果说过程不是那么血腥残暴，某种程度上颇有管理艺术。
这是草原民族的特性，要不是有先国师和也呼温这两任国师殚精竭虑，充分利用汉人统治汉人，无意中形成了“以华制华”的局面，恐怕元朝的汉人不是死绝了，就是都揭竿而起了。但是，在也呼温看来，这种局面也维持不了多长时间了。
占领中原三十年时间，大部分元人都不用打仗，还有许多汉人仆役供他们使唤，又有丰厚的家底，奢靡之风日渐盛行。如今，那高档的贵人牌香烟供不应求，最好的南风酒一到大都，不用送到王家商铺，就被王公大臣买走。
长此以往，元人不能打仗了，不就会变成任人宰割的猪？再不趁着现在还没有完全崩坏，还有不少军队尚保留当年祖先那支军队的气息，要么彻底改变治理的政策，要么完全占领南边两朝后慢慢进行汉化，后果不堪设想。
想要改变分等治民这些有利于元人的政策，阻力实在太大了，只能徐徐图之。但侵占南边两朝却是早晚的事情，一来可以增加朝廷和贵人们的收入。二来怎么说两朝还有一些军队，也算是一种练兵。但在这之前，还有一项重要的国策需要彻底实行，那就是代金券。
过去几年，虽说也呼温贵为国师，不遗余力的推行代金券，也取得了不小的成果，但是因为大汗没有明确表态支持，成效就没有预期中的大。如今忽里温当上大汗，对他十分信任和支持，正好可以进一步推行。
大都虽然位于北方，但白日也相当炎热，好在夜幕降临后，没有所谓的“热岛效应”，微风吹来，皇宫里还是比较清凉的。大都没有所谓的宵禁，皇宫内出入比较自由。也呼温六十几岁了，来到中原几十年，却还是极不习惯这炎炎夏日，白天不喜外出，夜里才来到皇宫见忽里温，一起吃过晚饭后，两人信步走在海子边上消食，顺便商议大事。
忽里温道：“大汗归天后，有赖国师出谋划策，总算安稳下来了，忽里温还未谢过国师。”
也呼温穿着单薄，凉风吹来，须发微飘，此时心情不错，听到忽里温如此说，笑道：“大汗哪里话，历代国师皆要尽忠辅佐大汗，你是长生天选中的元人的头狼。为大汗警戒四方，驱赶一下扰人的野狗，本就是老夫存在的意义。说到底还是要靠大汗自己的实力，要不是大汗亲手对付北线众将，多年来治理南线军政得宜，引来众多勇士效命，三皇子就没那么容易退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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