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至今日，我的脑海中仍会时不时浮现多年前决定命运的那一天。天不昏暗，甚至明亮得近乎惨白，大量建筑尘埃在空气中沉淀，在阳光照射下形成一道道巨大的光柱。
父亲明白我做出参军的决定并不是毫无原由，换做早些年的和平年代，他一定会在村子里设席宴请亲戚和邻里。但在得到我应召入伍的消息时，他的脸色暗沉，仿佛任何光线都无法将其照亮。临行前他没有握住我的手，但我能从他的眼睛里感受到一种温度，那种温度略带湿润，担心更大于不舍。
当然对于我来说，这算是实现了人生中第一个，或许也是最重要的梦想。走完一系列程序，我顺理成章成为一名军人，而由于天生运动能力比较出色，我被编入特战旅，随队执行捣毁极端分子零星据点的任务。这种工作势必不会在电话中对父亲讲起，不管是出于保密需要还是避免其胡思乱想。
但处在这样一个时代背景下，我觉得有必要再回顾一下这段不算太久却残酷至极的历史。
开端还要从一群不分国籍的人形成共同的思想认识说起。在他们认知中，地球已经到了发展的瓶颈和上限，而整个生命系统正是一个轮回，是熵增和逆熵作用不断交替更迭的过程。建立秩序然后毁灭秩序，再依靠自然法则重新建立。
没有人知道这群人的确切身份，也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有多雄厚的资金基础，更没有人知道他们究竟拥有多恐怖的军事实力。但自从在东京和纽约接连发生爆炸事件后，整个世界好像也就此混乱起来。
接下来是莫斯科和首尔。虽然政府粉碎了大部分爆炸行动，但之前的一系列爆炸却足够起到震慑作用。中国将这群人定义为极端分子，虽然袭击并未波及至中国境内，但自从这帮人行动那天起，我们头上的天气似乎就再未晴朗过。在我眼里他们就像有着超高智商的衣冠禽兽，打着净化世界的口号，让一切回归原始。
单从这种口号来看，也许整件事情的本质并没有什么错，但我认为他们始终忽略了一点，便是在漫长的进化与迭代中，感情这种物质绝非可以用热力学第二定律来解释。爱与恨，乃至希望的延续，都不曾以熵的表现为转移。
很多志同道合的人和我有一样的想法，而更幸运的是，这种想法与世界各国的发展目标和人道延续相一致。
大约在东京遭遇有史以来最严重的爆炸后三天，在联合国统一运筹下，维和特种部队在摒弃意识形态斗争中应运而生。世界各国媒体将这一举措视为自二战以来人类步入新型发展模式的标志，而这注定将是人类延续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
我和藤原便是在这样绝望的背景下相识。
2045年9月15日，大概就是这个日子，我记得不是很清，特战旅前往印尼接替部队继续执行清剿极端分子任务，至于自己为何记不清这样重要的日子，我想大概是晕船的缘故。而在抵达驻地后，我们旅就被拆编为两股方向，分别由旅长和政委带队，我所在的分队跟随政委，前往北雅加达的某个小镇找北雅加达区联合总司令报到。
总司令叫苏哈诺，印尼本地人，有着典型的巽他人长相。苏哈诺用蹩脚的英语为我们进行动员，但从身边战友的表情来看，他们也和我一样云里雾里。等晚间我们自行召开大会时，政委才将苏哈诺的精神大致传达了一下，无非仍是一些遵守纪律，注意安全的叮嘱。身边一个学历高一些的男人悄悄对我说他下午听懂了大部分英语，苏哈诺着重强调了加强请示汇报和绝对服从，但政委并没有给我们讲，不过这在情理之中。
这种环境下除去成功完成清剿任务，听从政委指挥便是最重要的生存法则。毕竟政治觉悟和思想觉悟是不一样的。
可进驻当晚，我们分队就惹了祸。
说是惹祸，但我猜这种行为政委在心中其实并不反感。不知是否为刻意安排，我们旅和日本军队被编在同一部队里，而我们分队又恰好和日本一个小队同住一个营区。
雅加达的天气潮热，对于我国北方人是不小的考验，洗漱时大熊占了两个水龙头，一个直接用，另一个则放着脸盆接水，这是我们在夏天时的常规操作。大熊本名叫杜亚雄，北京人，身体壮得像头北极熊，但说话声音却细得要命，搭配上京腔，像是参加健美比赛的太监。日本人由于解散的稍晚，一部分人在洗漱时并没有位置。我当时不清楚事情经过，在后来才听说是一个日本士兵看到大熊用了两个水龙头后过来交涉，但在民族仇恨加持下，简单的对话很快演变成双方大规模群殴。
当时我按住一个日本人，把湿毛巾卷在拳头上，不断地砸向他脑袋，这样既解气，又不会造成严重的伤害。喧闹中夹杂着国骂，也能零星听到几句日语，但并不是我熟知的八格牙路之类的话。
分队长常胜比较清醒，在看到有人拔下金属水管后及时制止我方，在对方小队长的同样操作下，双方逐渐平息怒火。透过人群缝隙，我看到一个人依旧平静地洗着脸，仿佛从始至终都未参与到这场闹剧中，这让我十分好奇。从穿着来看，是日本人无疑，但从他身上散发的气质来看，他绝非那种胆小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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