番外*梁佩秋和徐稚柳
作为万庆十四年那一场大型“打派头”行动的首犯，梁佩秋能够活下来，在历史上可谓一个传奇，世人皆知所谓“打派头”的另一重意义，就是“派个人头”，一命换一命，自古皆是如此，说到底还是因为梁佩秋制瓷技艺过硬，活着比死更有价值，上面故意放水，她才侥幸逃过一劫。
不过，要完成百件汉家文化瓷并不是一件易事。
皇帝对她的考验也并不在于百件的数量，而是景德镇天下第一窑口这个称号所能带给中原乃至海外的影响力。
这需要天时地利人和的多面配合，每个因素都至关重要，缺一不可。
虽然很难，但梁佩秋并无二选。
也只有先一步达成这个目标，她才有可能再见徐稚柳。如果、如果三年之期的最终结果不如人愿的话，那么她和他剩下的时间，只有这最后的三年，所以梁佩秋初一恢复身体，就将自己彻底抛入了百件瓷中。
要知道以万庆皇帝对陶瓷的痴爱，如今整个景德镇的制瓷工艺已臻化境，几乎就是全方位的最巅峰，想要于汉家文化再有极致的发扬光大，实在困难。
首先看烧成工艺。烧成工艺的试金石就是高温红釉。
大宗开朝以来，高温红釉的烧制日趋成熟，以湖田窑和安庆窑的包青程度来看，这份技艺几乎已经没有再行拓展的空间，毕竟他们不但创烧出了令世人赞叹的钧窑红，还挑战了豇豆红和祭红。
红釉易流动这一问题已不是问题，想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可谓难于登天。
客观来看，在烧成工艺上，任何的努力都不过是在重复已经达到的境界。梁佩秋所能做的，就是让钧窑红更加稳定地保持在这个历史高度。
再看装饰工艺。
数百年的发展，青花已经探索了数之不尽的风格，万庆青花地位无可撼动，任何的创新，都不过是在青花瓷的大海中再注入几条细流，难以博君王一笑。
颜色釉业已出神入化。高温红釉、蓝釉炉火纯青，低温的脂胭水、苹果绿等色调异彩纷呈。梁佩秋尝试做各色菊瓣盘，使得颜色釉有了一次集中的呈现。如此也不过是百件之一，远远不足达成目标。
再看釉上彩绘的装饰工艺，由于皇瓷的面世，珐琅彩、粉彩正如日中天，然而珐琅彩、粉彩工艺本身并不复杂，局部的技术难点一旦攻克，剩下的不过是画工水平的高低，端看如何将传统书画和瓷艺结合到极致，显然皇瓷已然代表了一个典型，想要逾越皇瓷，几乎没有可能。
如果说，在装饰工艺上还有什么余地可供发挥的，只剩雕刻工艺。
虽然自元代以来，雕刻已成为配角，原因无他，只因青花与彩绘的相继登场，于视觉效果上更抢眼罢了。事实上从历史和工艺本身来看，雕刻足以与上述任何一种装饰手法鼎足而立。
于是梁佩秋开始在雕刻上下功夫。
她花了许多心思和时间，做过无数次尝试，终于在万庆十六年得到一个转机。一个来自遥远国度的传教士，扬言要将东方古国神秘瓷器的制作方法记录下来，传给伟大的欧洲国家。
这个传教士叫殷弘绪。
许多年后的一个秋天，殷弘绪利用通邮“飞马传驿”，将一封详细披露制瓷秘籍和介绍高岭土性能的邮件，并夹带原料标本发给了法国耶稣教会。后来这封信以《中国陶瓷见闻录》为题，公开发表在《耶稣会传教士写作的贵重书简集》上。这期简集发行到有关国家以后，一时震惊了整个欧洲，使西洋人第一次读到了景德镇制瓷技法的“第一手资料”。
当然这是后话了，此时的殷弘绪对陶瓷一无所知，充满了求知和向往。
据他所说，最早时期荷兰已经出现过山寨版“青花瓷”。当地匠人采用从阿拉伯传来的锡釉陶技术，制造出的产品有着像景德镇青花瓷一样光滑亮丽的表面，却无论如何都难以达到骨质坚硬的程度。
那些质地疏松的碗盘边沿很容易在使用时被一点点地碰损，像是被咬过一样出现犬牙交错的破缺，故而曾被欧洲市场戏称为“鼠咬瓷”。
梁佩秋告诉殷弘绪，原料中必须掺入“高岭土”，只用“肌肉”而无“骨骼”造不出结实的瓷器“身体”。
后来以殷弘绪寄去的景德镇“高岭土”作为标本，在法国土地上广为寻找，才在摩日城附近发现了“高岭土”矿藏，并成功烧造出真正的硬质瓷器，轰动整个欧洲社会。随后，英国、瑞典、荷兰等国家，都在模仿中国技法方面获得成功，由此翻开了欧洲瓷器历史的崭新篇章。
殷弘绪是个极为虔诚细致的传教士，他在景德镇的考察研究，仰赖于朝廷的支持，梁佩秋当然倾囊相告，以传扬汉家之本。
她向殷弘绪展示了凝聚景德镇陶瓷技艺精华的所有成果，并拿出了足以让“见过最多世面”的万庆皇帝都感到新奇震惊的一件新瓷。
那是一件浅黄地洋彩锦上添花万寿连延图长颈葫芦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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