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不容易只两个人的一场谈话，以不欢而散告终。放在今日之前，梁佩秋是怎么也没有想到，有一日她会对徐稚柳发脾气。
曾经漫长岁月里，尘封于少女心怀的那张笑靥，几乎被她视作“天上人”，用一句诗来形容最恰当不过，“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
而今，她也算胆量匪浅了。
似乎就为这口气，之后王瑜再想推动她去竞争“头首”，出席三窑九会私下里为“选票”一事而举办的相关活动时，她没有再拒绝，而是积极投入其中，付出百分百的专注和努力，以此让“小神爷”这个名字再一次风光地出现在景德镇众人面前。
在这个特别的、徐大才子英名陨落的风口，谁不盼望能有个“英雄”站出来，救一救岌岌可危的瓷业呢？
梁佩秋像一道雨后春笋迅速冒尖，因时机巧妙，并且符合更多人的利益，不出所料被一双双手推到选台上。
成为一道祭品。
装点景德镇辉煌的瓷业史。
鸣泉茶馆中，说书先生打开了一个新的话本，今天的主题是——在“三窑九会”的盘剥下，谁能笑到最后？
而这一场充满政治色彩的宣讲会，无疑是改革党的福音，亦或，完全由改革党一手导演。
在前朝时，三窑九会所代表的行帮，其职权大到几乎和官府比肩，因里面的大人物早早疏通了向上通道，和官府利益相同，最大化实现了“兵匪一家”，对帮会以外的坯户、窑户、瓷商们实行剥削和驯化。
其一镇压“打派头”。即压制罢工斗争，甚至包括镇压都昌本籍的工人。
他们勾结官府出动武装官兵，用武力勒令复工；或者收买工头分化队伍，制造内讧，诱惑复工；又或者名义上是劳资协商，实则由资方指定劳方代表，以较少的利益软化和瓦解劳方，以致强迫要挟接受；最绝的一招便是“砍草鞋”，利用“街师傅”制造借口加害罢工首脑，开除并永不雇用，直到其被驯服为止。
其二禁窑。比如禁春窑：每年从春节到清明全镇瓷窑无条件一律停烧，或在大批乡下窑柴涌进时也实行临时性禁窑，用减产来压低柴价和抬高瓷价。有时临时性禁窑，在原料、燃料哄抬价格时，硬性规定十天一禁或半月一禁，以便杀价进料或抬高瓷坯搭烧价格。
其三挂扁担。当外来瓷商在瓷价上有异议或质检过严时，实行集体联合制裁，严禁任何瓷业老板与之交易，即使收到预付货款，也不允许产品出库，直至对方答应条件，割地赔款才罢休。
其四囤积居奇。仓库积瓷，以此达到放开销售时统一提价，或以次充好牟取暴利。
其五扩大窑身。窑身加长加大后，窑弄内可多容纳瓷坯，多收搭烧费，置成瓷“倒、黄、黑”等损失于不顾，盘剥损害小业主利益，使得艺术瓷和陈设瓷的发展停滞、倒退，以至古器业独大。
其六替官府派捐筹款。对欠税拖捐者，派官兵进行催讨，有时竟实施押缴。而有权有势的老板大户，反而可以暗箱操作，捐款免派或少派。
其七解决会员内部业务纠纷。不以公正为是非标准，而是看菜下饭，偏袒或欺压利大者。
这一整个帮会，从上到下充分体现了“弱肉强食”的社会法则，专门为大瓷业主服务，扩张蛮权，倾轧小业主，为少数利益集团服务，严重妨碍生产发展和社会公理，到了今朝，市场形态已严重畸形，信誉也危如累卵，处在崩塌的边缘。
是以，支持改革的多是“小利益集团”，或者代表更多景德镇下级业主，而以湖田窑、安庆窑为首的三窑并都昌、苏湖等会馆，都是其中的“大利益集团”，在改革声音中拥有说一不二的话语权。
在最初阶段，这些“大利益集团”一直呈现压倒性的胜利，完全没有把改革党放在眼里，直到夏瑛出现，以其雷厉风行的一系列动作让三窑九会侧目，并且，深刻地意识到新官上任，促进瓷业改革的决心。
这份决心不仅体现在夏瑛对宦官一党大刀阔斧地整治，还在于他润物细无声地渗透瓷业由贵到贫的各个阶级。自到任后他就闭门谢客，一心投入御窑厂和瓷工们吃在一起，住在一起。他常说：“陶人有陶人之天地，有陶人之岁序，有陶人之悲欢离合。”所以，他要以“本陶人之心，化陶人之语而出之。”
他效仿前贤，讲求陶法，于泥土、釉料、坯胎、火候吸取心得，躬自指挥，恤工慎帑，仿古采今，既笼络了各大行当小业主，让他们重振士气，加入改革队伍，又不吝啬亲近大业主，譬若借安庆窑的大东家王瑜，拉拢昌南窑和其他商会行帮。
不知不觉中，市镇之间对于“改革”的风向已悄然发生改变。
做到王瑜这样“官搭民烧”、“烧做两行”、“天下第一窑口有力竞争者”级别的大业主，可以说小业主的利益斗争完全不足为惧，改革之于小业主的好处，对他而言不过是苍蝇腿的丁点肉，给就给了，不痛不痒，并不影响金字塔尖这些大业主们的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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