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现在这个时空的“淞沪会战”却发生了很大变化，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是改变了战术，国军大本营采取的是“前轻后重”的部署，主力部队远离倭寇的海军火炮射程之外，将主要防线后撤到“国防线”，利用既设阵地阻击倭寇，准备和小鬼子在太湖以东打一场拉锯战。
国民政府之所以采取了和历史上截然不同的战术，并不是因为受到姚立功的影响，更不是因为得到了大量重型火炮和先进的飞机，而是因为已经闭幕的“国联大会”所做出的决定和欧美列强对华倭之间发生的战争采取的“视而不见”的“绥靖政策”让他看清了欧美列强的真面目，对“国联”以及《九国公约》彻底失去了信心。
由于心态上的改变，国民政府那些决策者当然不会再出现地球那个时空中战略战术上的错误，立足于打一场“拉锯战”、“消耗战”，将倭军精锐耗死在江南水乡的指导思想，又有了比过去强大无数倍的炮兵和空军，做出这样的选择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和综合国力远远强于华夏的倭国作战，要立足于打一场“持久战”、“消耗战”的观点最早是由华夏军事理论家蒋方震（蒋百里）在他的着作《国防论》当中提出来的。不过他的《国防论》只是单纯地从军事角度对华夏和倭国的这场战争进行了比较分析，而没有润之先生在《论**战》当中那样全方位、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润之先生“全民战争”的伟大思想是蒋方震这样一个单纯的军事理论家所不具备的。
简而言之，由于所处的层次不同，《论**战》和《国防论》对华夏抗战前景的论述角度也不同。一个是告诉人们这场抗战为什么最后的胜利是属于华夏人民的，一个则告诉人们怎么样打赢这场战争。
但是百里先生在华夏军界拥有极大的威望，所以他的这篇《国防论》就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国民政府军委会的作战思想，在终于摒弃了对“国联”和《九国公约》的幻想之后，以《国防论》为基础的作战思想也迅速得到了贯彻，也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这个时空中“淞沪会战”的走势。
“淞沪会战”打响后，赵老太每天都会准时将战况发给姚立功，让他做到心中有数，并且还可以随时征求他的意见和建议，为国民政府和军政部提供参考。姚立功每天都会仔细阅读赵老太发来的电报，同时参考系统提供的“地图”对战场进行模拟推演，战役的进展情况也让他感到十分欣慰。如果按照这样的节奏发展下去的话，小鬼子想要打到南京城下不知道要到猴年马月去啦。
放下心来的姚立功也不再急于赶路啦，他的心思又回到了自己原来的轨道上来，他要趁着所有人的注意力都被“淞沪会战”所吸引的绝佳时机做几件自己前世就想做的事。于是乎广袤的戈壁滩和大草原上就出现了一位骑着一辆十分“拉风”的电驴子，避开所有驻有军队的城镇，向着宁夏首府银川进发的大个子，姚立功的第一个目标就是“西北四马”之一的宁夏军阀马鸿逵。
1932年5月，马鸿逵在他的父亲马福祥去世后，被国民政府任命为“宁夏省政府主席”，但是正率兵到河南围剿红军“鄂豫皖根据地”的马鸿逵不愿意回宁夏，想当河南省省主席。同样对河南省省主席一职窥视已久的、国民政府“五虎将”之一的刘峙得知马鸿逵的企图后怎肯罢休，就秘密上报国民政府称马鸿逵“拥兵自重、贻误战机，致使工党红军主力得以西逃四川”，让原本想将河南省省主席送给马鸿逵的国民政府改变了主意。
在刘峙的“挤兑”下，马鸿逵无奈接受了国民政府的任命，于1933年年初正式就任宁夏省政府主席。他在上任之后，摆出一副励精图治的姿态，提出了“实行三民主义”、“消灭烟毒土匪”两大施政目标，制定公务员“行为准则”的八项要求，甚至连官吏、职员的着装都有规定(必须一律短装)。马鸿逵真正的信条是他常说的一句话：“有兵就有权，有权就有钱。”他的一切活动无不是以“抓兵”、“抓权”、“刮钱”为目的展开的，比起他父亲在民间的威望相差很远。
姚立功在到达银川之时，就换了“座驾”，收回“KS750”两轮民用摩托车，驾驶着一辆崭新的“Kfz.B20四驱活动车棚越野车”，一路轰鸣着开进了银川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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