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时隐居民间的处士陈元，精通《左传》，为学者所宗。当时听闻范升非难，大怒，于是诣阙上书。驳斥范升断章取义题大做，《左传》是孔子亲授左丘明，比根据传闻而成的《公羊》、《谷梁》更有统绪，不能因为《左传》孤学少与就以异端视之，否则怎么解释历来的“至”和“圣”都是曲高和寡？且学术因时变易，各帝各有所立，不必其相因。儒学也好，道家也好，其学术都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要学会因时而变。这是符合史学的发展观的。最后，陈元自信的他“尝传师言”，请与诸博士廷辨，若无法解释经传合一的问题，甘愿就死。这是要拼命了。可见道统之争的激烈。
这一次争论，虽然光武皇帝私下觉得陈元比较有道理，但因为今文儒者占优，他刚表露出欲立《左氏》学的风声，无数公卿便开始廷争，朝堂乱成一锅粥。为了搞平衡，这事便不了了之了。
这一次争论虽然无果，但却开启了一种有理有据的学术争论风气。基本上，很少再有人利用政治手段来打压不同学派的儒者了。这是一种非常好的现象。
然后再到了章帝时，发生了第三次争论。史载章帝即位后降意儒术，特好古文《尚书》、《左氏传》。于是建初元年章帝把弱冠便能诵《左氏传》及五经本文的大儒贾逵给召进宫讲经白虎观和云台。
贾逵字景伯，扶风平陵人，史上有名的大经学家、天文学家，一生著着等身，所作训诂经义论难百万余字。其九世祖，便是大名鼎鼎的贾谊贾长沙。贾逵的父亲贾徽，受学于刘歆、涂惮、谢曼卿等大儒，贾逵自幼就跟着乃父学经，也是当时名噪一时的大学霸。
贾逵学贯古、今之学，一开讲，便把今、古文经传讲得条分理析，头头是道，大受章帝赞赏。贾逵奉命作《左氏传》大义长于其他二传者，章帝一看条奏，彻底认可贾逵之素养，于是赐布五百匹、衣一袭，令自选《公羊》严、颜诸生高才者二十人，教以《左氏》。
建初四年，白虎观，诸儒共正经义，为班固所重的大儒李育，与贾逵辨难，结果往返皆有理证，贾逵一举博得通儒的美名。古文学更受关注。
而后又在建初八年，章帝下诏：“五经剖判，去圣弥远，章句遗辞，乖疑难正，恐先师微言将遂废绝，非所以重稽古，求道真也。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
此诏虽然没有明确的明是否在太学立古文经传博士，但自此之后，古文诸经传却正式地进入太学传承系统。至此，当年刘歆想实现的目标，也可以算是基本达成了。不过话回来，若是没有个喜爱古文学、喜爱儒学的皇帝、没有个通古今学的儒学大宗师贾逵，这事还真不好。
不过这事还没完，东汉最后一位今文学派集大成者的大儒何休，花费十几年，著书《春秋公羊解诂》，书成，然后与其师一起作《公羊墨守》，自诩《公羊》学如墨子守城，牢不可破，然后又作《左氏膏肓》、《谷梁废疾》，这两经传有病有疾，病入膏肓，不能再起。结果引发了东汉最牛叉的学霸、今古文都集大成的郑玄的反击。
郑玄于是发墨守，针膏肓，起废疾，一条一条的开始反驳。结果成功驳倒何休，以至何休慨叹：“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
于是，经过刘歆、许慎、班固、马融、再到郑玄，古文学终于完全成熟，第一次全面压倒今文学。不过，各儒者治学不同，各有己见，纷争不断，那是常见之事。
所以刘备一在青州设学府，召名儒，授学于青州内外诸子。诸大儒们便似打了鸡血似的，激动了。
自己名望再高，私学再盛，又如何比得官府的办学条件？之前官学衰微的原因，是没有大儒讲学，而大儒不愿入官学讲学的原因，除了今、古之争外，更要追溯到党锢之祸。
如今，党锢之祸虽解，本是最好发展官学之时，却因为先帝驾崩，天下大乱到如今。于是太学罢讲，诸州官学颓废。刘备欲兴教化，却正是抓住了好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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