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二月初，晋定公宣布赦免赵鞅，将他召回新绛，命他继续担任原职。晋悼公与四卿在宫中歃血为盟，载书上写道：晋侯不再追究赵鞅的责任；赵鞅必须忠于公室，不得做出有损君权的行为；大臣们团结一心，共同辅佐君侯。
赵鞅以为家族灾难到此就告一段落了，但是很快就发生了一件令他痛心疾首却无力挽回的悲惨事件。
原来粱婴与董安于两人属于世仇，彼此都想找到机会置对方于死地。粱婴这次总算找到由头了，他心里形成了一个计划，然后跑去见智跞说：“赵氏之所以强，一半功劳在于董安于。如果任由他继续主政赵氏，赵氏甚至会得到整个晋国。夫子为什么不借此机会除掉董安于呢？他的死对智氏是有大利益的。”智跞表示同意，粱婴接下来详细陈述了自己的计划，智跞又批准了计划。
过了几日，对赵鞅和董安于不利的传言便在新绛闹得沸沸扬扬。由于这些这些传言的内容都是事实，所以赵鞅感到特别恼火和为难。他预感到有人要对董安于下手，于是劝他到国外去避避风头。
董安于说：“我逃走简单，但是主人的处境就艰难了。我要留在家里等待结果。”
又过了几日，国人的情绪开始变得躁动起来。街上的行人看赵府大门的眼神里充满了怒火，甚至有胆大者在门外大喊：“赵夫子！你还要袒护那个奸贼到什么时候？”
鲁定公十四年（BC496）初，国人对赵氏的怒气达到顶点，危机一触即发。就在此紧要关头，智罃派人来见赵鞅。来人说：“夫子应当听到坊间最近爆发的谣言了吧？有人妄称夫子在范、中行发难之前就把晋阳的兵甲调集到都城以北了，还诬陷调集令是董安于所发，又说董安于才是这场动乱的始作俑者，而范、中行不过是自卫而已。国人还抱怨说受害者逃走了，元凶却毫发无伤地招摇过市
“现在谣言愈演愈烈。智伯如认为如果不能尽快平息谣言，夫子恐怕会遭遇祸患，所以命我来提醒夫子，请夫子早做打算。”
赵鞅心急如焚。来人走后，他把董安于召来，告诉他智跞派人催命来了；并要求他立即化妆出城，一刻也不能停留。
董安于对赵鞅稽首说道：“如果我死能够换来赵氏安宁，那我就没有白死。哪个人不会死？我在劝主人提前应对的时候就做好准备了！”说完他就退出去了。
董安于对儿子交代完后事便悬梁自尽了。
赵鞅亲手把董安于的尸体从梁上解下来，驾车载着它；将他放在市场上示众，以此来平息国人的怨气。赵鞅派族甲将尸体保护起来，这样它就不会遭到欠手欠脚的人侮辱和破坏了。
示众期满后，赵鞅为董安于举行了高规格的葬礼，又破例把他的神主放置于家庙中进行祭祀。
范、中行被驱逐后，晋国公室便空出两个卿位。智跞原打算将其中一个“赏”给粱婴，但是当空位摆在面前时智跞却反悔了。
原来士皋夷背叛家族的原因就是为了得到卿位，但是四卿都认为：如果把权力从士吉射手中夺过来再交给士皋夷，那就失去了驱逐范氏应有的意义；如此还不如不惹那个麻烦。加之谁也不愿意把到手的利益再让出去，因此四卿达成秘密协议，内容是卿士的资格就固定在四个，绝不再增加了。
由于六卿制度被摧毁，晋军的三军建制也随之消亡。四家把自己和麾下大夫们的族甲聚拢起来，编为四支私人军队。这个行动标志着晋国正式一分为四，四卿的领地成为国中之国，四卿成为君上之君。
智跞派出很多使者去接管中行氏的采邑（就像从前中行氏接收智氏的土地一样），承诺保证当地人的地位和财富。一些小城邑顺从地交出了地图和户籍；有的城邑的原住民则驱逐甚至杀死了使者。智跞便率军用武力一个个攻陷那些地方，结果中行氏的土地几乎都被智跞取得了；而赵、魏、韩却不能像他那样抢夺范氏的领地（因为士皋夷还在），结果智氏便成为本次内乱最大的赢家
智跞后来给了粱婴几块土地，算是对他的安慰。对于这个结果，粱婴虽不心甘，但也只能接受了。而士皋夷不但没有如愿以偿，反而被剥夺了很多土地（因为范氏已经从卿士降为大夫了，封地也应当相应减少）；他怒火中烧，不肯把族甲编入任何一位卿士名下，最后干脆回到封邑自立山头了。
赵鞅本来就痛恨范氏族人，加之士皋夷“反复无常”，又攻陷了晋阳的一座要塞，他便急不可待地向智跞请求攻打士皋夷。
但是智跞的态度却出现了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开始充当起和事佬来了。智跞劝赵鞅以“公室大局为重”、放弃进攻范氏的念头，又称当初“剥夺范氏卿位”是个对“公室”有害的决定，而且进攻士皋夷会把他推到范、中行一边去，加强叛军的力量；因此他准备向晋定公发出请求：恢复士皋夷的卿士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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