庆历新政在政制院顺利通过，数日之后，二月七日早朝议会上，范仲淹正式拿出了他的考成法，在朝议上提出。
出乎意料的是，反对者寥寥无几，在政制院的支持下，赵祯顺利应下了考成法的诞生。
当时范仲淹还很意外，没想到考成法就这么容易给颁布下去了。
他还以为会受到满朝大臣们的抵触呢。
事后经过和赵骏分析，才知道那是百官们还不知道考成法的厉害，自然也就没胆子得罪老范这个刚打完战争的大功臣。
包括历史上庆历新政刚开始推行的时候也没多大阻力。
是经过半年，也就是公元1043年10月份庆历新政开始，到来年公元1044年4月份，因新政实施后，恩荫减少、磨勘严密，希图侥幸的人深感不便，于是毁谤新政的言论逐渐增多。
还有王安石变法，同样也是在法令颁布了差不多一年左右，保守派们发现变法触犯了他们的利益，这才出现了“新旧党争”。
也就是说，朝廷一道新的政令发布，其实不会受到太大的阻碍。
只有政令下发出去，开始实行之后，那些利益受损者发现这道政令让他们感觉到利益受损，于是才开始反抗，不断进行党争，破坏变法的成果。
眼下变法才刚刚开始，大家还不知道考成法意味着什么，反对派们自然也就不会闹什么幺蛾子。
于是考成法顺利下达出去。
进奏院把新的规定在短短的一个月时间内迅速传达到全国各地的官员手里，勒令他们每个月必须完成分内的本职工作，以后从两个月后开始，将每个月核查一次政绩。
考成法颁布的前两个月都非常顺利，为了给官员一个适应的时间，朝廷特意在二月初颁布，然后到五月下旬，正式开始进入考核阶段。
古代毕竟交通不便，光向全国官员把朝廷的意思传达出去，就得花一个月。
再让官员理解考成法的含义，让他们适应一下新的工作状态，也差不多要一两个月。
否则刚颁布就立即进行核查，估计全国四万多官员，至少有大半都得被淘汰，那就太离谱了一点。
所以要给官员一点容忍度。
而这就意味着其实是给了全国官员最短都有两个半月的适应期，离汴梁比较近，迅速被传达新政旨意的官员甚至有三个半月适应期。
这给了官员们足够的时间，要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他们还不能适应，第一批考核就被罢黜，那自然不是朝廷的问题了。
在适应期间一切都很顺利，很快一个月后，全国官员基本都了解了情况，上面的旨意也被层层传递。
朝廷的官员指导路一级官员每个月要完成的任务，要求他们做好哪些工作以及事物处理，路一级再把这个理念传递给州，州再传达给县。
如此一来，大宋官场在一个月后就迅速进入了工作状态，极大改善了以前官员上下级不明确，职责混乱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官府办事效率慢，甚至很多地方官每天就领工资不干事的现状。
当然。
肯定也有完全没把新政当一回事，继续我行我素的官员。
反正朝廷就给了两三个月的时间，机会给了他们，要是把握不住，那自然怪不得谁。
于是在考核还未正式开始之前，一切都风平浪静。
不过见效也很明显。
至少中央朝廷的官员办事效率确实比以往高了许多，各部门运转速度也相当有效果。
毕竟下面路、州、县是每个月考核，由上下级和御史司每月巡查一次。
朝廷这边的官员御史台、各机构纠察部门就在身边，每天都盯着，哪怕没有记录和核查，压力自然也给了诸多官员们。
在这股风气影响下，就连狎妓官员们都不敢去了。
宋代其实是禁止官员狎妓的，但谁都知道这个法律形同虚设，苏轼就常常狎妓。
赵骏人大历史系的一门选修课《中国倡妓史》里说：虽然宋禁止狎妓，但风气较唐更甚。便可以知道当时官员狎妓之风有多厉害。
但眼下朝廷正严打，虽然棍子举起来了还没落下，可京官都消息灵通着，都知道朝廷动真格的了，所以都收敛许多。
反正不能狎妓，却可以玩小妾，没必要顶风作案。
一时间汴梁风气大好。
上下各级官员井然有序，汴梁的治安、经商环境、百姓生活以及方方面面，都好了许多。
而就在这一切顺利当中，赵骏于庆历年二月，正式向曹府提亲。
经过一个多月的三书六礼等繁琐的流程，终于于四月份正式择定婚期，到五月份迎亲。
五月六日，黄道吉日，赵骏的府邸当中相当热闹。
他还是住在西华门外的那座小院里，由于地方不宽敞，于是就租下了同一条街的香鼎楼作为宴会同僚的场地。
自己家里也开了场小宴会。
主要宴请的是关系比较好的人，比如政制院同僚，还有狄青、曹修、王素、杨察、杨告、赵拚、陈希亮、包拯等比较赏识的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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