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三军成功攻占安顺城之后，整个大济国都陷入了一片焦虑之中。
然而最焦虑的不是以黄棣为首的大济朝堂上的高层，最为焦虑的反倒是以罗时华为首的湘军将领们。
他们普遍认为蓝营极有可能会直接从安顺向东进军，直击潇州或永州。
至于为什么他们这么焦虑，远不止是自己的乡土或许将再次被战火洗礼那么简单。
真正他们忧心忡忡的是，他们个人这几年用生命和鲜血在战场上挣来的财富可能会化为乌有。
就在一年前，以罗时华为首的湘军成功攻陷盛京城，并大肆抢掠了一番。
自然大顺新朝成立以来，积攒的一切金银细软除了少数被带走以外，大部分被首先破城的湘军瓜分殆尽。
这些湘军官兵把这些财富带回了家乡，用它购买土地和房产。
当然湘军带回去的财富，不仅来源于大顺遗留下的金银财宝，还有很多是从江南百姓手里敲诈来的银钱。
后者则是他们通过各种手段和借口，经历了一轮又一轮的敲诈才获得的。
事实上，以罗时华为首的湘军所采用的募兵制，丰厚的军饷和饱饭是他们募兵的先决条件。
要知道即使是普通的湘军小兵，他们的军饷也比大济朝的军队要高出两到三倍！
话说湘军之所以能够如此慷慨地给士兵们支付高薪，并不是因为他们财大气粗，或者说文人治军就一定正直清廉。
这一切的关键在于，湘军从一开始招募的就是贫困潦倒的农民；对于市井的地痞流氓之类的人则坚决不收。
这自然是由于老实巴交的农家子弟更容易管理。
他们参军的首要目的是填饱肚子，其次便是希望能发财致富、娶妻生子、购置田产。
而那些在湘军内部作为中上层军官的读书人，他们希望通过领兵打仗，绕过科举的独木桥成为一条捷径。
毕竟科举的出路也不过是九品芝麻官，而在湘军内中混成到守备一级也一样能够实现。
在这乱世一场大战下来只要不死，作为读书人的军官升迁个一两级不要太容易。
所以，湘军从上到下都并不在意所谓的大济或大顺，表面上他们口口声声讲着“忠孝仁义礼智信”，但其背后真正的驱动力其实是权力和财富。
至于“忠孝仁义礼智信”，更多时候是一副完美的枷锁，套在他们的脖子。
对上，他们可以让大济的黄棣对他们相对比较放心。
而对下则是让广大的基层官兵老老实实成为牛马。
只要简单给他们饱饭和军饷作为草料，他们就老老实实的流汗乃至流血到最后一刻。
那么，罗时华又是如何满足这些“牛马”的需求呢？
首先，他通过卖官鬻爵来获取财富，重新分配权力。
此前，太宁军在征战途中，许多地方的官吏要么选择逃跑保命，要么被太宁军就地正法，导致大量职位空缺。
这就给了罗时华可乘之机，让他有了发挥的空间。
从地方上的知县、主簿，到军队里的参将、把总，这些职位的空缺，让他有大把的发挥空间。
至于是卖官，还是提拔内部人员树立标杆，完全看他的需要。
当然，这些操作其实也是大济朝廷默许的，甚至可以说是一种“非常时期，行非常之事”的策略。
实际上湘军除了卖官敛财之外，还有一项重要的收入来源，那就是收取保护费。
在浔州和盛京这两个重要的战略要地周围，湘军和大顺军队展开了长达两三年之久的激烈对峙。
双方犹如两头凶猛的巨兽，彼此争斗不休，来回拉锯。双方你来我往的的战线，可能三两月就一变。
而在双方你来我往之间，那些周边的富商和地主难免受到牵连。
特别是那些躲在乡下的巨贾和地主为了保全自己的田地财产，无奈之下只得请求湘军派遣小规模的部队前来驻防。
他们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抵挡大顺军可能的偷袭，或者防止兵痞、流寇等不法之徒的侵扰。
然而，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那些尝到甜头的湘军官兵们，竟然迅速将这种原本应该是保护百姓的行为，演变成了一种敛财的手段。
开始是巨贾和地主找到他们寻求保护，到了后来就演变成了，湘军一些基层的单位开始以各种名目和形式向当地百姓敲诈勒索，不断索取钱财和财物。
非本乡本土，在一个地方驻防多久也并不确定，因此敲诈勒索起来他们毫无底线，为此弄出三两条人命来也不少见。
而这些湘军官兵在得到钱财后，大多选择用把这些钱送回老家，再购置土地房产。
因此当得知蓝营成功攻占安顺的消息后，身在宜州的罗时华再也按捺不住内心的焦虑。
他迫不及待地采取行动，完全不顾兵部的号令，就擅自命令副将率领一批编外的亲兵以及后勤辎重部队向南进发。
显然，相对于大济的兴衰存亡，他和他的手下更关心的是如何保住自己已经到手的财富和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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