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派意见相持不下，兵部尚书史可法的意见就成了决定性的要素，可这位残明第一重臣的表现却非常令人不解，在这个风尖浪口，正是他发挥作用、一锤定音的时候，可他居然顾左右而言他，没有发表任何意见。
这件事一拖就是十几天，直到凤阳总督马士英带兵赶到南京。
凤阳虽然只是南直隶的一个府，可这个府的地位非同小可，因为凤阳是大明的中都，更是朱明的祖坟所在，所以在品级上，凤阳总督马士英并不比浙直总督孙传庭低，两人同是大明朝的封疆大吏。
而且，马士英和孙传庭一样手握重兵，孙传庭手下有王朴这员悍将，马士英手下也有高杰、刘良佐两员悍将，这两员悍将原本是流贼，因不容于闯贼才投了官军，先在杨嗣昌麾下效力，杨嗣昌畏罪自杀后就成了马士英的部下。
而且，马士英已经暗中与山东总兵刘泽清达成了协定，组成了专门针对孙孙庭、王朴军事集团的江北军事集团！
在马士英带兵进京之前，刘泽清已经挥师南下占据了淮安府，刘泽清这畜生其实是害怕流贼的兵锋，所以主动放弃了山东全省，挥师南下的时候还纵兵在山东境内大肆抢劫、杀戮，简直禽兽不如。
此外，马士英还令刘良佐留守凤阳，让高杰点据了扬州，与江南的孙、王集团形成了隔江对峙的军事态势。
在国泰民安的时候，大明朝的武将就是朝廷蓄养的一条条狼狗，就算是一个七品知县见了各镇总兵也可以肆意辱骂，可这会国难当头、兵荒马乱的，武将的地位立刻就窜到了云颠之上，变成文官要仰他们鼻息了。
马士英一到南京，史可法立刻暗中约见了他。
史可法其实是赞成立即拥立新君的，但他拖到今天还不表态这是有原因的，因为手握重兵的浙直总督孙传庭支持户部尚书高弘图，坚决主张迎接太子来南京继位，史可法担心要是他表明了态度，会引发高弘图、孙传庭一派的兵谏！
现在马士英到了南京，史可法急于探清他的口风，假如马士英支持拥立新君，那史可法就表态支持吕大器，假如马士英的立场和孙传庭一样，那史可法为了维护南京的稳定，就只好支持高弘图了。
高弘图和吕大器之争，表面上看起来都是冠冕堂皇，只是政见不同，其实骨子里根本不是那么回事，这是明末党争的延续，高弘图是齐党人，而吕大器则是东林党人，史可法虽然不是东林党人，可他是倾向于东林党的。
齐党和东林党的恩怨要追溯于万历年间。
万历四十一年，浙党领袖方从哲入阁拜相，齐党领袖亓诗教是方从哲的门生，师生俩从此成为朝野炙手可热的人物，一直到万历四十八年，齐党、浙党始终把持着朝政。
万历帝死后发生了明宫三大案，被齐党、浙党打压多年的东林党趁机反击，终于扳倒对手成为权倾朝野的“执政党”。
不过东林党的好日子并不长，借助天启帝的支持，权阉魏忠贤很快崛起。
天启四年，魏忠贤把方从哲的老乡冯佺推上了相位，天启五年，冯佺把亓诗教召回朝中，出任都察院左佥都御史，借助阉党的支持，齐党复辟成功，而东林党人则遭到了阉党的惨烈迫害，高攀龙、左光斗、杨涟等一大批东林党人先后遭受不幸。
客观的说，当时的东林党人是有风骨的，他们和齐党相争，和阉党相争虽然抱有政治目的，可他们敢舍命相争，为了和阉党抗争，高攀龙等人不惜赔上自己的生命，很有些“抛头颅、洒热血”的“革命精神”，这一点是值得后人敬仰的。
不过可惜的是，此后的东林党人却是一拨不如一拨。
崇祯帝即位，阉党覆灭，齐党沦为阉党余孽惨遭打压，东林党人再次咸鱼翻身，重新成了执政党，此后崇祯帝表现出了对党争的痛恨，不再偏听偏信任何党派，齐、楚、浙、东林各党轮流执政，朝中的明争暗斗始终没有停过。
朝中的党争最终给大明朝带来了灭顶之灾。
特别要提一下的是，明军之所以会在萨尔浒战败，完全是党争造成的，因为当时的内阁首辅是浙党领袖方从哲，出于维护浙党利益的考虑，方从哲任用了浙党将领杨镐！而杨镐早就在此前的朝鲜战场上证明自己是个“逃跑将军“，结果就是萨尔浒败了，建奴成气候了。
假如当初不是方从哲执政，能换熊廷弼或者孙承宗等人统兵，历史很可能会重写。
所以说，高弘图和吕大器的政争并没有表面上看起来那么简单。
而且，随着浙直总督孙传庭、凤阳总督马士英的卷入，这场政争将变得更加的错综复杂，因以和以前的党争相比，这次党争随时都有可能导致江南、江北两大军事集团的大规模火并，这对原本就已经实力大损的残明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
更要命的是，都到了这节骨眼上，还没有王朴的消息！
太子和两位王子也是生死未卜，孙传庭急得头发都快掉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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