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廷规定总兵所辖标兵，也就是直属兵马只能三千人。
这个领兵数字是有讲究的，因为三千人不多不少，用于平乱镇压足够，但用于起兵造反就远远不够。
总兵相当于地方军区司令，少将军衔。
下面的副将、参将、守备、千总则约等于校级军官，但清廷的绿营制度使得校级军官并不受少将总兵直接指挥，平日多自行处理军务。
只发生战事时经兵部或总督、巡抚衙门提调节制、协调归属某总兵指挥，方才与总兵之间形成上下级关系。
湖广现设偏沅、荆州、郧阳三总兵，三总兵外又有地区负责性质的黄州、承天、常德三副将，实际就是湖南和湖北现在有六个地方军区。
这就有效限制总兵作乱的可能。
因为总兵除了本部三千人听命于其外，其它地方的守备力量并不由他管辖。
战时总兵能够指挥的兵马数肯定远超过其直属，但由于与调拨来的将领之间没有直接上下级关系，也很难带领这些将领造反。
再有以文制武的手段，基本便能确保各省绿营不会作乱。
吴三桂起兵后，长江以北的河南、北直隶、山东、山西实际有过总兵起兵响应的，但均在第一时间被平定镇压。
原因就在于这些响应吴三桂的总兵官无法掌握更多的兵马，形成不了撼动地区的声势，以致有的刚起事就被附近不愿造反的清军镇压，又或还未起事就被清廷提前捕杀。
荆州地区有个好处，除了荆州总兵外，清廷于此片地区没有设置可以制衡总兵的副将或参将。
也就是荆州府连同所辖六县的军事力量都归王五这个荆州总兵指挥。
府相当于市，一个市驻扎三千部队，理论上肯定是足够的。
不过荆州地理位置太重要，因此鳌拜在同意投降的王五出任荆州总兵时，又刻意在荆州设立满城，调拨八旗驻防。
此做法是为平衡荆州格局，确保降将出身的王五无法凭借荆州作乱。
对此，王五是没有办法的，他无法阻止清廷在荆州设满城却想到了变通办法，就是让张长庚将武昌水营的建制转为荆州水营建制。
理由很充分，荆州距离夔东战区更近，水陆转运任务也更繁重，于武昌上游的荆州设立水营“效率”也更高。
而且武昌水营事实上已经覆没，大小战船被未降清前的王五全缴获了，如此不给王五水营建制，王五事实上也有水营。
与其不承认，倒不如大方给出编制，至少表面实现了荆州地区的安定与繁荣，也的确成功招降了“大贼王五”。
给出的代价同招降郑氏不可同日而语。
且清廷目前对内陆水师并不重视，这给了王五可以偷天换日的机会。
账，怎么算都划算的。
何况对“大贼王五”的招降已经是鳌拜兄弟的政绩，动摇质疑这个政绩，就是对鳌拜执政的动摇质疑。
这就是王五为何同穆里玛说我非降大清，实降鳌少保的原因所在。
各内陆省份的水师体制上是由当地的绿营提督直接统领，只在沿海地区专设水师提督、水师总兵指挥。
荆州这边鳌拜都设了满城用来制衡监督，自是不好意思再派个水师总兵来瓜分王五的部卒。
就是派人来也多半被架空。
索性就默认。
却是留了个尾巴，目前为止荆州水营在兵部没有“建档”，这支武装力量虽然事实上存在，但就是“查无此人”。
饷银这块，燕京给武昌的行文是要地方自筹。
让湖广总督张长庚想办法予以解决，但只能解决三千人。
限死了。
水陆各三千。
等于是默认王五可以指挥六千兵马。
也肯给这六千兵马“买单”。
多出来的燕京一律不负责。
事实上王五若是不想办法开源弄钱，他也无法养更多的兵。
荆州就这么大的地方，没有稳定财源，扩兵意图谋反无疑痴人说梦。
这就有了旗下奴，长江水运等计划的出炉。
王五怎么可能真就安份当这六千人的总兵官，混吃等死呢。
当然，燕京给了方便，王五也不能不识好歹。
当时也处于他与瓜尔佳氏的“蜜月期”，因为双方政治联姻了。
所以王五就完全按清军绿营编制设了标兵三营，每营1000人，分别由田文、赵进忠、张天放指挥。
三营兵一支驻在荆州外城东南的公安门、一支驻在外城西北的安澜门、一支驻在外城的东北拱极门。
事实上掌控荆州外城的城防安全。
同亲军营一样，这三营兵都是王五手中最能打的兵马，也可以说是他能在荆州立足的基本盘。
三营兵并非全部驻于城中，而是于门内两侧各置营房、校场。
田文的右营、赵进忠的左营使用的是原荆州绿营遗留的营房校场，张天放的中营则是使用临时搭建的营房。
炮营、辎重二营因不在荆州总兵直属兵马编制内，为免燕京说话，王五便统一安排在水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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