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纳相当于汉人的半税。
熙宁变法后，宋朝两税增加了一些，但因为朝廷兴修水利，增加了大量耕地，方田均税又迫使许多豪强纳税，对于普通百姓来说，实际上从熙宁变法起，两税就开始下降了。
王巨回来为相，又陆续大规模裁减了两税，其实现在两税已经很低了，仅相当于宋英宗时的一半。
还有，宋朝的两税是根据田等来的，这些蕃人平时多懒散，上田也让他们耕成了下田，因此这个半数大约只能相当于宋英宗时的八分之一。
这种低廉的两税，蕃人也能接受。
其实不在乎纳税多少，而在于其象征，只要纳税了，则证明朝廷能正式统治与管理了。
可能有一些蕃人心中不平，但问题也不大，多数蕃人都参与了这一战，而这一战过后，朝廷会拨下海量的赏赐。相比于这些赏赐，这一点点税赋也不算什么。
驻扎的禁兵规模也削减到原来的三分之一。
露布张出，五路百姓全部欢呼雀跃，西北连年的战争也将他们坑苦了，如今终于解脱。
再到熙河路、湟州与河西两路，这里情况又不一样，得防止一些部族叛乱，大积石山南部与赤岭西南还有一些蕃部，得防止他们过来抄掠。黑汗虽然对宋朝不敢有不诡之心，但也要防患未然。再者，就是北方的阻卜人，也要防止辽国出其不备，派轻骑下来骚扰。
因此除了轮戍的禁军，边军，同时也要保留各部蕃落军，至于各部强人壮马，同样也要保留一部分，以壮马为主，图的就是他们速度快。不过保留的数量不是太多，越往后方，如兰州与熙河路，保留的比例越低，余下的也裁减为民了。
然后到北方五小路，这里才是战备区，与原先缘边制度一样。
兵力与原先差不多，不过边军增加，禁兵减少，意味着国家支出也随之减少。
大规模以屯田为主的边军的设置，意味着没有大的战事爆发，对后方不会产生粮草倚赖，又减少了国家支出。
这是明面上的，还有三处隐形的收入。
陕西路本来是宋朝最好的一路，因为西北战争，反而导致百姓苦弊。现在没有战争影响了，全部得到了休生养息，特别是自王巨蔡挺王韶以来，为了前线能够有更多粮食，兴修了诸多水利，开垦了大片耕地，朝廷又陆续地兴修了许多道路，现在皆可以交给民用了，那个铁路的什么就不提了，仅凭这几样，陕西未来财政必然增加。
整个西北拿下，通往西域甚至阻卜的商路也全部打通，商贸又会象唐朝那样繁荣了，商税自然随之增加。
只要朝廷不收复燕云，继续向辽国提供庞大的“和币”，以辽国的德性，是不会象西夏那样，连年用兵入侵的。前线军费不仅是养兵费用，主要还是战争费用，不打仗还好，一打仗，那怕一场中小型战役，就是几百万贯钱。
就象种谔所说，俺收复绥州了，只花了六七百万贯钱，但这仅是明面支出，牺牲受伤战士后面的抚恤呢？当地提供的粮草呢？耽搁农耕生产呢？
况且还有其他的收入，如马价下跌，不仅能提供大匹战马武装骑兵，也等于减少了支出，还有青盐收为国有，为榷盐带来的收入，等等……
因此张商英上书说，虽然太保用兵奢侈，但正是这个特点，以及赏罚分明，所以三军踊跃参战。
然而西夏平定，仅是这几项结合在一起，一进一出之间，每年就可以为宋朝带来近两千万贯收益。也就是将每年一千余万贯“国债”扣除掉，还余下近半收益。
但国债只有六年时间，六年过后，这些收益就是净得的了，甚至再加上几百万贯，宋朝能免掉所有两税。
账不能这样算，两税也复杂，也有隐形的，如各地官府的支移、加耗等名堂，再加上一些官吏的贪墨，四千万的两税摊到老百姓身上，最少就有六千万了。
可就是最保守的大臣，也不得不承认张商英说的有道理。
不提免两税吧，以宋朝本来已经很健康的国家财政，再加上这两千万，得做多少事啊。
张商英上书也是看不下去了，有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有的人纯粹是糊涂，不是他们人糊涂，而是他们根本不往好的方面去想。因此到现在，还有人上书说朝廷花了多少钱哪，钱是还在继续用喽，赏赐抚恤得陆续发放吧，移民安置得花钱吧，一些落后地区要兴修简易的水利道路吧，堡砦得建设吧。
那一样能停下？
又有人说老百姓日子过不下去了，难道看不到前几年老百姓过的是什么日子，特别是陕西路的百姓。
还有人说王巨杀戳太重，难道永乐城那三十万军民，邕州城那十几万平民百姓就当死的？或者说汉人就不是人！
其实不知道更多内情的张商英，这时候也有些责怪蔡确了，不是他提拨一些旧党大臣上台，那有这些乌七八糟的声音。
辽国国书就送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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