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朝也有腐败，但问题是人家的制度是将兵一体制，器甲直接关系到能不能在战场上胜利，自己能不能加官拜爵发大财，如果朝廷发放了大量不合格的器甲，各军主将会同意么？这便有效的杜绝了一些不合格器甲流通到军中。
宋朝从“流将制”变成了将兵法，看似将兵一体制，然而事实依然受文臣节制，各个武将继续做着傀儡，所以两者性质不同，也注定了许多劣器的产生。
为什么从这个以一当五的汉朝一直往宋朝身上引，其实就是借鉴了。
这些讨论的结果，王巨后来还通报了赵顼与各个宰相，然后说了一个问题，全部搬抄汉制那是不可能的，汉制同样有着严重缺陷，但不妨搬抄一部分，比如这个将兵法，同样是将，但宋朝一将官员只有几营，顶多四千人就登天了，会产生什么危害，因此不妨进一步放开各将主将的权利。
还有走私的问题，就象原来西北，西北商人购买西夏的青盐，向西夏出售生铁，前者舒缓了西夏经济压力，后者让西夏得以武装更多的器甲。
宋辽边境那边也有类似的现象，如河北因为辽盐泛滥成灾，一直无法执行榷盐制度。
依章楶的意思，只要查到相关的行为，无论是当事人，或者幕后人，都必须处决。
但这是不可能的，最好的例子就是晋商，后金军队攻破明朝城镇，抢走了大量金银，但这些金银不能吃喝，相反引发了通货膨胀，于是以范永斗、王大宇、王登库、田生兰等八家为首的晋商违反朝廷禁令，向后金走私了八成的粮食、火药、六成的金属与盐等物资，甚至向后金提供相关技术，以至后金火药技术不亚于明朝了，还为后金提供明朝的情报，细致到了每个关口守将姓名、士兵数量与装备细条，都透露给了后金。
****也有。
这极少数商人越有钱越贪婪，越贪婪越不爱国。
问题是这些人背后的关系圈错综复杂，用极个别人杀鸡赅猴还可以，如果想杜绝必会掀起哗然大波，敢警告燕军旗，可敢警告乡村教师？即便国家有这个雄心去整理，依然杜绝不了，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金钱故，两者皆可抛！
不过在汉朝，因为匈奴野蛮，这种情况要好得多，所以造成了两者器甲悬差之大，大到足以忽视战马的作用。
第三就是训练有素，道理与前面一个样，放在宋朝因为制度问题，不可能实现了，且看各营指使，吃空饷，克扣军饷后勤，用士兵做私活，于是文恬武嬉，战斗力低下。
但就是这样，也比西夏那群散兵游勇军纪好得多。
第四就是实战，屡战屡捷所带来的信心，以及朝廷与大后方的强力支持。
至于最最关健的是，一个汉兵是否能抵五个胡兵，王巨与章楶都不相信的，因为汉朝将士同样是食素军队，以豆、粟为主。
只是因为前面几个原因结合在一起，一个汉兵未必能抵一个胡兵，但一群汉兵就能抵五群胡兵了。
也因为这个原因，即便三国那么一点人口（吴国亡时，全国能计户数是户，口数是口，实际口数估计不会超过一千六百万，因此曹操写了一首诗，关东有义士，兴兵讨群凶。初期会盟津，乃心在咸阳。军合力不齐，踌躇而雁行。势力使人争，嗣还自相戗。淮南弟称号，刻玺于北方。铠甲生蟣虱，万姓以死亡。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生民百遗一，念之断人肠。打来打去，一百个老百姓只剩下一个人了！），但就是这样，曹魏仍压着北方游牧民族打。
然后到东晋，其实东晋对十六国战斗力并不弱，不说淝水之战，桓温与刘裕两次北征，差一点收回了故土，可惜这两人都是有野心的主，无意中原，拿下关中分别都撤军回去了。刘裕之后的宋齐梁陈整烂掉了，那就不要提了。
再到隋唐，总体对游牧民族表现也不弱。
然而到了宋朝，汉人的战斗力立即换了一个样！
其实就是制度的问题。
当然，无论王巨或章楶不可能让宋朝回到汉唐那种制度了，况且那种制度可能会形成一种强大的军队，但对武将不做任何限制，无限地放权，又拥有太多的兵力，对外部厉害了，可内部也生了一个个致命的肿瘤。
这是无奈。
不过对这个以一当五，两人都艳羡啊。
想一想，以宋朝的财力，如果能培训出二十万这种“以一当五”的军队，哪里还再乎什么辽国，打就是了！
然而这是不可能的。
于是章楶便提到了王巨利用充足的财力，在华池县训练出的那支悍军。
王巨也意动，因为未来将西夏拿下来，西方是不用考虑的，黑汗不足以形成致命性的威胁，要么就是贺兰山西边大漠里的一些游牧民族，要么是赤岭以西的少量吐蕃人回鹘人，可能会有一些抄掠行为，但因为他们人口基数太少，根本不会动摇宋朝的统治。
因此重心立即转移到了北方，西夏的地盘从整个陕西路变成了南北河套与贺兰山，以及可能的居延海。但真正的重心则是在河东府麟路到代州这一线，向东延伸到河北路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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