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巨与庆州大大小小的官员看着手中的敕令，虽喜也不喜，虽忧也不忧。
免役钱宽剩钱分摊下来了。
环州与庆州合计分摊了近五万贯免役钱，外加近一万五千贯宽剩钱。
战后王巨得到一大堆官职，什么中散大夫哪，太子中允，翰林学士等等，这些职散官实际王巨真的不大在乎，顶多说他现在的官服由绿色改成了绯色，终于进入中高层官员行列。
手中的权利依然差官，那个陕西安抚使肯定拿掉了，但环庆路安抚经略招讨使依然保留着。
不过在和平年代，有没有这个安抚经略招讨使，并不是那么重要的。
没有，庆州知州也有一部分权利过问其他几州军的事务，有，同样只有过问权，并不能全部地去干涉。
只有说有了，过问时更加言正名顺。
然而庆州知州对环州控制要更严格一点，这就象延州对保安军一样，因为环州本身就是一个军事州，多由武将担任，所以政务能力上可能有限，因此庆州知州能插手更深一点。
况且姚兕又是新接手环州的。
这一条曾布也知道，所以他在司农寺计算摊派时，将环庆二州合在一起，送到庆州城。
不过这个数字并不算太过份，史上执行免役法之前与之后，差役与衙前整整少了八九万人。为何？原来不用支付薪酬，官员都无所谓，现在要发工资了，官员都开始派人算账了，能减免就减免，以便减少摊派。再加上坊场河渡制减免的差役。两相合在一起，一下子减免了八九万人。
马上这种情况也轮到王巨了。
他也要派人计算着环庆二州的差役，尽量减免役数。以便减少摊派。
再对照熙宁九年的役钱，役钱是六百五十万。宽剩钱是近四百万。实际摊派下去的不止，官吏肯定还要捞一点，加上这个数字是以贯与匹计算的，匹比贯更贵，因此数字在贯之上，那么实际百姓摊派的可能在一千五百万到两千万贯之间。准确数字就无法计算了。
役分为短役长役，各自待遇不同，因此均摊下来。一个长役一年工资是二十五贯左右，以宋朝各地的物价平均下来，仅能勉强保持一家得以糊口。不过若是妻子再做一点活计，一家人还能保持温饱的。当然，在京城杭州这些地方肯定不够了，然而这些地区摊派的数额会更多。
不过这也不奇怪，王安石既然执行免役法，肯定要派人调查，再反复论证，然后再核实数字。
基本是差不多了。不过宋朝那么大，还有一些地区摊派不公，这又引发了诸多问题。
但与王巨无关。王巨关心的就是庆州。
环庆二州各种差役衙前，有两万多人，这个数字还能裁减一点，再扣除短役，一个长役也能摊派到二十五贯左右。
以环庆二州的物价，差不多能让一家人糊嘴。
宽剩钱摊派的比例在整个宋朝，也算是中等偏下。
这说明曾布还给了一些照顾，并没有将二州百姓所得的那个青盐钱计算在其收入中。
因此说多也不多，甚至比当初王巨与章楶预算的。还低了近一万贯。
然而这终是六万多贯，还是一笔庞大的数额。
什么也不说了。分摊吧……
王巨却拿出一叠卷宗，说：“诸位就照着它去分摊。”
大家将这些卷宗拿过来一看。有点傻。
其实王巨早料到了这一天，因为秘密利用手中的力量，让前线官兵组织起一支踏白军。然而这支踏白军非是前去西夏那边刺探军情，而且返回环州二州，专门刺探三等以上户家的经济，包括动产与不动产，然后做了一个评估。
但这也是训练。
真正的密探不仅需要刺探敌人的行军，刺探的东西很多，粮草后勤，以及敌人后方百姓的民情与后方的经济。
可能它依然存在着严重的误差，不过比官府手中的资料肯定要准确得多。
各个官员照着资料开始摊派，事情还有不少，既然免役下来，那么不愿意担差的，现在也可以释放了。然而这些差役，还是少不了的，那就要重新雇人。
其实这个过程，就会产生严重的问题。免役钱下来了，未必所有官员都想捞一点，主要还是胥吏。
真正害民的不是胥吏，而是衙前与差役这些苦差，胥吏能害民么？
何谓胥吏，也就是一个县除了县长、县委书记、公安局长外，余下的所有官职。
仅是捞取好处，也足以养肥他们了。
所以担任胥吏的多是当地一流豪强，不然也不会将许多无能的官员生生架空。
这次免役法下来，九成以上的胥吏罕有动弹。
而伸手最长的便是这些胥吏，上面摊派下来，官员若是无能，就会多摊派。然后到了实际向差役发放薪酬时，手又伸过去，再次扣克。本来朝廷是算着去的，其收入勉强让其一家糊口。再扣一扣，如何养家糊口。所以许多百姓仍不愿意出差，然而为了当地的差役，官府只好又强行摊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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