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安石先将薛向调为淮、浙、江、湖六路发运使。
王安石哼哈二将一衙内，哼哈二将，吕惠卿，韩绛，一衙内，王雱。实际这说法也不大对，还有两人，薛向与王韶，若没有薛向，王安石没那么快将宋朝经济扭转过来。至于王韶作用那更不用说了。
王韶这条线王安石暂时还没有搭上，但还有其他几个助手，小苏，章惇，大程，吕嘉问，这也是寿州吕家子弟，王安石好不容易争取过来的，还有周敦颐。大程与周敦颐名头太大了，可实际他们在政治上表现很丑陋，之所以依附王安石，全完是一个政治投机者，想上位的。
这个也无妨，实际想上位才是根本。当真为了国家命运，才跟你混啦？
有几个人能有那高尚的情操，那么都不用变法了。
后来一一反水，有政治问题，也有王安石问题，没有及时给他们最想要的东东，更高的官职！
薛向南下，第一条变法开始，均输法。
它针对的就是开封。
这是这时代最繁华的城市，相当于后世的北京与上海结合体，一是权利政治中心，二是经济中心。不仅担负着京城几百万百姓的供给，并且它还是这时代最大的中转枢纽。
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货物，然后再转销到其他各州县，比如杭州来的货物，到了京城脱手，但不是在京城卖，往往去了河北陕西辽国西夏。
因此相国寺北面的金帛行往往一笔交易，能达到几十万几百万贯钱。所以樊楼那一顿几百贯几千贯的昂贵酒宴照样有人吃，而且五大酒楼，一到傍晚。楼楼客满。
这些生意大部分是商人自发行为，还有一部分是朝廷干涉。以前朝廷便设立了一个发运司，将南方的柴米油盐运到京城。然后转销出去，或者库存。或者发放，并用多是民生用品。还有一处发运司，陕西三门白波发运司，这个主要调济陕西货物的，不常设。
然而这个发运司有一个最大的弊病，那就是职权很小，是执行机构，非是决策机构。说通俗一点。他们手中没有主动采办的权利，而是三司发下一道命令，上哪儿买什么，才能去购买。关健三司官员都在京城，这个问题也不要紧，要命的是官员耻于言利，也不去做调查，凭空想像。
然后问题来了，这边没有货，但三司偏要发运司去购买。导致用高价买回来，那边有货，三司不让发运司购买。于是货烂掉了都无人过问。糟糕的是在后面，因为三司官员不喜欢做调查，凭想像去下命令，调来的货物往往京城早就有了，但没关系，反正东南角那么多库房呢，于是放在库房里积压、腐烂。那边京城里紧缺的货物，发运司却没有买回，导致京城越缺就是越缺。
所以这条改革就是权利转移与下放。
从三司手中将这个权利转移走。进一步架空三司，这个大采购与三司无关了。全部下放到了发运司手中。
让发运司派专人察看，京城那样缺。那样多，购买缺的那样，停购多的那样货物，那么运来的货物就不会产生积压与浪费。然后再派专人到各地察看，哪里出产，哪里不出产，朝廷就会以最低的价格将货物采办回来，并且救了百姓的急，平稳了物价。
具体就是八个字，徙贵就贱，用近易远。
让开紧缺价高地区，在便宜地区购买所需物资，这叫徙贵就贱。如果多处丰收物贱，就到距离近交通便利的地区购买，这叫用近易远。
应当还不错的。
但为什么掀起了那么大风波。
汉武帝用兵财政最困难的时候，这个均输法也救了急，起了作用，然而为什么成了救急之策，也就是渡过危机会迅速取缔了，不能长久？甚至吵得比宋朝不弱。
这里面有一个大奥秘。
这时候也到了初秋，内藏库经济稍稍转好，赵顼七凑八凑，准备凑五百万贯，给薛向经营。
反对的人来了，先是司马光，说了一大通，但没有说到关节上。
他正等着，不过现在还没有到他发力的时候……
上书的用意也不过是提醒大伙，王安石做事了，变法了，你们还不出手吗？
先是因为阿云案，侍御史刘琦与监察御史钱凯与王安石发生了冲突，司马光上书反对均输，于是两人立即附和，说薛向是小人，假以货泉，任其变易，纵有所入，不免夺商贾之利。
王安石气得不行，我还没有开始呢，你们就开始反对了，但人家是言臣，干的就是这个活计，王安石无奈。
然而机会有的是。
刘述兼判刑部，与刑部丁讽又将王安石的新律法推翻了。王安石这一回真的愤怒了，这个小阿云，就那么招你们恨吗？你们还有没有一点仁慈心？
因此让开封判官王克臣追劾刘述之罪，刘琦与钱凯便大骂王安石与陈升之。
攻击两大宰相，好了，一起下吧。刘述知江州，贬琦、凯监处、衢酒税。
曾公亮怀疑判得太重，王安石说道：“蒋之奇亦降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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