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沛之言道这个任球行为秉性怪异，不避财货，却对官位避如蛇蝎，这在沈哲子看来也并不是什么难以理解的矛盾。
所谓名士，在后人看来应是那种藐视权贵，蔑视名爵，更视钱财如粪土的一类人，但其实不然。清高到耻于称钱，口呼阿堵物的大名士王衍，敛财之心却不减，更有夫妻漏夜伏案摆筹算数的事迹流传。
真正能够做到极致的名士也不是没有，比如名列江左八达之中的王尼。此人出身极卑，本为军户，但却极有清异才趣，寓居洛阳时，当时名士皆乐与之交往。当时王尼在护军府为养马卒，为了帮其免除军籍，名士结伴往护军府去，直奔马厩宴饮而去，却不拜会护军府主官。
护军府主官因而生异，不敢苛待贤人，索性给王尼放籍。此公放达恣意，甚至敢直接当面驳斥当时执政的东海王司马越，而司马越竟因其名重而不归罪，王尼也因而在洛阳更得达官显贵礼待。
故事的前半段，乃是人们喜闻乐见的名士清高逸闻，后半段画风却转了。
洛阳陷落后，王尼避居荆州。时任荆州刺史王澄乃是王衍之弟，礼敬名士，尚能礼待王尼使其衣食无忧。
后来王澄被王敦所杀，王尼便没了恩主靠山。居无定所，衣食皆缺，白日使其子驾一牛车四野浪荡，晚上父子相拥车内而眠。等到食物断绝后，杀牛毁车，牛肉吃完了，父子俱饿死。
诚然王尼这一生，生于寒微之家，却受公卿礼待，至死不损其节，可谓求仁得仁。但若换一个角度，由其子来看，这个少年草草一生，没有选择的余地，没有摆脱凄惨命运的可能，何等的悲凉，何等的绝望！
人之一生，该有追求，该有梦想，但在此之前，最基本一点是要承担自己该承担的社会义务。既然没有兴家置业的打算，那就管住胯下半尺之物，不要生出孩儿来再如此戕害！
如王尼此类名士，已是入了魔障，满眼只看到诗和远方，身边之人、身边之物半点都不留念，死不足惜！
若说其悲剧乃是乱世所致，但同为江左八达的桓彝、谢鲲皆知邀取清名只是手段，乱世求存哪能无为。这不是一个道德气节问题，而是一个智慧和能力问题。
任球亦是寒卑出身，由其妻断发养家可知家境未必能比王尼好上多少，但此人亦知邀名之余取财以资家用，可知他并非一个执着于追求白璧无瑕美名的妄人，有务实的一面。但由其屡经举荐而不出仕，则又能看出此人应有不同于寻常人的抱负。
像任球这种寒门出身没有背景的人，一旦被何人举荐为官，便相当于成为举荐者之门生，政治生涯与此休戚相关。时下南人弱势，朝廷里以侨门为尊。这任球纵有些名望，也只在吴中流传而已，哪会得到侨人的认可。像他这样一个南人寒庶，纵使能谋一官身，也只是受人蔑视冷眼而已。
至于任球为何会对自己这样热心，沈哲子略一思忖便也明白了原因所在。时下他老爹沈充可以说是南人当中硕果仅存实权在握的高官，沈家今次又得以备选帝婿，无论能否成事，都显示出庞大潜力。对任球这种有务实之心，愿立事功的寒门名士而言，沈家自然是首选的投靠目标。
对于这样的人，沈哲子是乐于接纳的，对于沽名养望以作晋身之阶这种行为，他也并不抵触。只要这个任球真有任事的才能，他就乐意帮上一把。哪怕对方并无钱凤那种才干和阴谋之能，凭其长袖善舞的交际手段，帮自己营造维持一个名士圈子，也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关于这点谋算，沈哲子并不对沈沛之讳言，笑语道：“日后我家亦要大兴土木，修筑园墅，以作时下都中贤逸名流悠游之所，叔父你是我家主持此事当仁不让之选，如任球这种交游广阔者，可要善加笼络优待。”
听到这话，沈沛之有些不敢相信的瞪大眼珠：“哲子，你所言为真？”
“我怎么敢妄言戏耍叔父，这段时间，叔父再去别家宴游时，可稍留意别家园墅布局美妙之处，博采众长，方能一枝独秀。至于张氏隐园，虽得自然之趣，却非久居之所。”
沈哲子笑吟吟说道，这张家隐园名气影响虽然不低，但风格却太过小众。若非吴郡张氏乃是吴中首屈一指清望高门，这里在旁人眼中不过一座废园而已，怎么可能吸引到人来驻足。
吴兴沈家终究新出门户，清望较之张家拍马难及，想要经营起这样一个名士圈子，自然要在别的方面下功夫。将园墅修筑的美轮美奂只是第一步，等他日后成为帝婿，也是一个不小的吸引。
打造一个名士圈子确实很有必要，若沈家早有这样一个发声工具，今次饱受非议就不必玩命演一场戏，大可从容不迫的应对。
为了那一场戏，沈哲子在家预演数日，单单牛车就击毁十多驾，才勉强培养出手感来。但在真正上演时还是出了意外，因为沈沛之突然上车，小侍女瓜儿位置稍有偏移，后肩真被铁棍擦过，受了不轻的伤，至今还在休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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