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同意熊廷弼辞职后，大夏皇帝开始谋划新人选。新的辽东经略最好是符合两个条件，一个是指挥过大规模的军事行动，有过实战经验；另一个是在辽东担任过重要职务，熟悉辽东情况。
有四个人选进入朝廷的人事议题。张鹤鸣，任贵州巡抚时平定过苗乱；崔景荣，杨应龙造反时担任过播州之战的监军，任宁夏巡抚时平定过银定之乱。但这两人都没有在辽东任职过。
另外两个人选便是熊廷弼推荐的文球、袁应泰。文球，现任蓟辽总督，以蓟镇军务为主，协助辽东经略，兼理蓟镇、辽东镇的粮饷等后勤保障工作；袁应泰，接替丁优去职的周永春，刚升为辽东巡抚。
但这两个人都没有过指挥大军团作战的经验。
最后，君臣们商议的结果是任袁应泰为辽东经略，任薛国用为辽东巡抚，任张铨为辽东巡按。新的辽地班子搭成了。
第六仗，沈阳、辽阳之战。努尔哈赤发动沈、辽之战前有两个背景：一是万历四十八年二月二十九日，以战败被俘的宰赛为要挟，大金与内喀尔喀五部结盟了；二是熊廷弼第一次经略辽东时，大金清除了沈阳、辽阳外围的多处军事据点。
泰昌元年九月，得知朱常洛病逝，努尔哈赤觉得战机已到，开始整顿军务，筹备进攻沈、辽。天启元年二月二十八，大金帝国召开重要军事会议，进行部署。
努尔哈赤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大夏君王重臣，皆昏聩，行奸宄悖乱之事，民有怨言而不能上达。诸位贝勒大臣须勤务政事，严明法制，体恤诸申平民之劳苦，才是国民劳逸之事、军旅得失之计”。
在这次讲话中，努尔哈赤做出判断，认为辽东人心不在大夏这边，且大夏皇帝、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辽东巡抚、辽东巡按全部换人，正是多事之秋，辽东局势大有可为。
开战前，双方兵力对比：大夏在辽东账面上的兵力有26万，实际大概有20万，其中沈阳地区驻军约7万，辽阳地区约11万。大金兵力大约在10万人左右。
但是大夏士兵的士气普遍不高，逃兵现象偶尔发生。 “又曰戍兵逃亡，便谓南兵脆弱，终不堪用，尝呼逃者审问其由者，言非怯懦畏敌，亦非劳苦思归，只缘拨属诸将，南北人情不通，非礼役使，横加捶辱，众情愤愤，遂加溃散。”
天启元年三月初十，努尔哈赤率领大军向沈阳进军。此时，总兵官贺世贤、尤世功坐镇沈阳，袁应泰、张铨坐镇辽阳。
三月十二日清晨，大金部队在沈阳东七里外扎营。沈阳主将贺世贤以勇猛着称，脾气暴躁，是为数不多敢主动攻击大金部队的猛将，且还屡获战功。
努尔哈赤很清楚贺世贤的暴脾气，决定诱敌出城。当天晚上，大金数十名骑兵到沈阳城侦察，贺世贤大怒，命家丁出击。正如贺世贤所料，大金侦察骑兵溃逃，还被贺世贤家丁斩首四个。
城头上，总兵贺世贤看着大金八旗军的表现，心里是非常地不屑一顾，与众将说道：“奴易与。”
十三日清晨，嗜酒如命的贺世贤一大早就灌下去几瓶二锅头。
努尔哈赤故伎重演，又派百余名骑兵前去城门前侦察。贺世贤本就鲁莽、轻敌，借着酒兴，大喊一声，“尽敌而返”，就率领最精锐的一千多名家丁出城了。大金的侦察部队诈败，诱其深入。
贺世贤贪功，本来是想挫一挫八旗军锐气，结果反而中了埋伏。虽然伏兵四起，但贺世贤的家丁确实是英勇善战，面对数倍之敌，阵形不乱。在家丁的拼死掩护下，贺世贤硬生生地杀出了重围，只是身上中了数箭，扎的就跟刺猬一样。
城中，另一名将领尤世功听闻贺世贤危急，兄弟情深，也贸然领兵出城相救。结果，双双陷入重围。贺世贤的战马被射死，只能徒步而行，且退且战，但终是不能全身而退。
贺世贤临死前还挥舞铁鞭，杀了数人垫背，确实不负辽东第一猛将之名。但其勇猛有余，智力堪忧。在开战的第一天上午，沈阳城外，两名主将贺世贤、尤世功两人双双战死。
沈阳守军一看贺世贤、尤世功两名主将都死了，心凉了一大半，军心大乱。贺世贤手下一名叫何世延的参将，贪图荣华富贵，干脆献城降敌。
大金八旗军从西门一拥而入，守城战变成了巷战。八旗军入城后，沈阳数万守军士气崩溃，东、南、北三门前后打开，士兵们开始逃跑，仅有夏国卿、张纲、段展、陈柏等少数人依然组织巷战。
半天之内，屯兵七万的沈阳城就这么遗憾地失守了。
沈阳失守后，城外逃兵漫山遍野，流言四起，有人说主将贺世贤投降了大金，有人说贺世贤已战亡，也有人说贺世贤已杀出重围，但为自己的鲁莽懊悔不已，坠崖自杀。
实际上投降大金的是贺世贤手下参将何世延，并非贺世贤。“尤世功引兵至西门，欲救世贤。兵皆溃，亦力战而死。同时有参将何世延者降奴，遂讹为世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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