截至2022年12月5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54位。
截至2022年12月27日，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52位。
截至2023年4月12日，南京侵华日军受害者援助协会登记在册在世的幸存者仅存42位。
主词条：《南京大屠杀史料集》、《海外南京大屠杀史料集》。
《拉贝日记》、《魏特琳日记》、程瑞芳日记、贝德士声明书、《日军侵占南京目睹记》。
《东史郎日记》、《高岛市良日记》、《小原孝太郎日记》、会攻南京的日侵略军第十六师团师团长中岛今朝吾的日记等、《朝日新闻》记者本多胜一的着作《中国之旅》。
1930年代英国《曼彻斯特导报》驻华记者田伯烈1938年初撰写了《外人目睹中之日军暴行》一书，第一次向世人完整公布了日军南京大屠杀的真相，痛斥日军制造了“现代史上破天荒的残暴记录”。
1937年12月13日，《东京日日新闻》报道了日军“片桐部队”的向井敏明、野田毅两名军官在南京紫金山一带进行杀人比赛的消息。
1937年12月18日，《纽约时报》记者蒂·德丁发自南京的首篇报道《屠戮意味着占领南京-俘虏全部被杀》，指责日军“大规模的抢劫，对妇女施暴，杀戮平民，把中国老百姓从家中赶出来，大批处死战俘与强迫征集壮丁，把南京变成恐怖城市。”公开揭露了日军的暴行。
1937年12月28日，上海英文报纸报导侵华日军在南京集体大屠杀中说：“城内无辜居民的尸体铺满了街道。
靠江边的城门口，尸体堆成山，高及一米。
汽车和载重汽车来来往往在尸体上面走过”。
1938年1月至5月间，《新华日报》刊发了十多篇关于南京大屠杀的报道，其中3月9日的报道以“日寇在南京兽行”为题，系统揭露了日军在南京杀、烧、淫、掠的野蛮行径。
1943年10月1日出版芙蓉《画刊周报》记载了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暴行。
南京的美国民间人士与其他西方国家人士在报告、制止日军暴行，救助中国民众的过程中，即时做了大量记录，并收集一些中国人士的目击证言，结集为《南京安全区档案》，1939年由燕京大学教授徐淑希编译出版。
该书收录69个文件，其中包括安全区委员会与日本使领馆人员、伪南京自治委员会等交涉的信件文书；安全区委员会请求美、德、英外交官协助对日交涉的报告；安全区委员会管理的难民所状况备忘录；1937年12月15日到1938年2月7日发生在安全区和附近地区的444个日军暴行案例。
李秀英，怀着7个月身孕，与3个日本兵搏斗身中37刀，在鼓楼医院收治并留下了影像资料。
她并赴日本进行对日索赔诉讼，在审讯期间逝世。
夏淑琴，全家9口人被杀7口，她被刺伤后从死人堆里爬出。
姜根福，（1929年12月20日-2007年12月18日），弟弟被日本兵摔死，母亲因为反抗强奸而被开枪打死，父亲被抓走，二姐因反抗强奸被刀劈死。
崔金贵，亲眼见慈善团体崇善堂的收尸埋尸过程，并确定崇善堂在埋尸时有计数。
尚德义，1937年12月6日上午11时被日军抓获，同时与1000名以上的中国男子一起被机枪扫射，绝大多数当场死亡。
他由于被尸体压住晕倒而幸免于难。
伍正禧，在南京新华巷62号避难时，其二哥伍正保、大表哥云馆、三表哥三云、表叔老王被抓走并枪杀。
祖父被刀捅死，30岁的表娘被强奸。邵翰珍，父亲邵锦晴、祖父邵才潮和舅舅任发和被日军枪杀。
皇甫泽生，保卫南京的一个士兵。被日军俘获后与几百人一起，在板桥镇一个山沟里集体被日军用机枪射杀。
日军在射杀后再用刺刀捅死幸存者。他和另一个重伤难友为仅存者。
孟宪梅，在淌水沟接水时，亲眼看到日军用多辆卡车把老百姓押到汉中门新桥桥口下面用机枪射死。
陈光秀，在南京汤山镇许巷村，父亲被枪杀，包括弟弟在内的村里100多个年轻人被刺刀刺死。
艾家四兄弟被扔到天空摔死。
多名女性被强奸。
母亲因为父亲和弟弟被杀导致忧郁而死。
刘文静，大方巷广场集体屠杀（一百多人）见证人。
天津工商银行退休职工、南京大屠杀幸存者刘钟铭当年在南京一家商铺当学徒，说道：“日本鬼子进城后见人就杀，城里到处都是尸体，载着日本兵的汽车就从尸体上开过去。
那个惨景，我一辈子也忘不了。
美国牧师约翰·马吉1937年用一架1930年代的老式16毫米摄影机、拍摄记录了迄今唯一的南京大屠杀影像，共四盘放映长度达105分钟的电影胶片（2001年约翰·马吉的儿子大卫·马吉亲自将它捐赠给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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