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所谓夺也，盖于势力人家手中夺天下剩余之物于朝廷。或曰，抑而后夺，朝廷于势力人家苛之甚乎？臣否之。盖所夺之物，本非势力人家所应有之物也。”
“荀卿言，天下之初，人与万物皆生，混于禽兽中。克奉自卫，以禽兽为食者，必假于物焉。柳河东承其论，夫假于物者必争，争而不己，就能断曲直者而听命。智而明者所伏者众也，有告以直而终不改者，刑政生焉。近者聚而为群，群而为邦，邦而为国，国而为天下。聚者愈众，所争愈大也。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也。”
“人之聚，其与内争，则临刑政；众与外争者，则兴刀兵。是以刑政以治内，以仁义行之者，曰文。刀兵以对外，取众愿而为义，人主不可以私行之，曰武。仁之不可行于外者，内外有别也。武不可兴于内者，内外有别也。”
“或曰，国内有为盗贼者，亦不可以兴兵欤？何以安天下？臣言，有盗贼，兵不可兴也。官吏之取朝廷之物者，为污；取他人之物而害朝廷与百姓者，为贪。朝廷以治贪官污吏者，刑律也，刑律之外，降黜之。治官吏如此，何对百姓临以刀兵？官贵而民贱耶？是故武不可用于内者。盗贼起，则以巡检差役治之。巡检差役不能制者，郡县之官先罢而后派朝臣主之，不如此，何以查其治乱之绩？官逼民反者，招安之，治官吏之失。非官之责而民自乱，则为寇矣。寇者，身在中国而以外邦之民自居之，或欲反不为朝廷之民者，无聚何以为内？此为外者，寇不可招安明矣。以军讨之，平其乱者自为武功。”
“或曰，有官明吏循而民乱者乎？臣曰有之。淫祀也，邪魔之教也，一人犯法而举族抗朝廷之罚者也，身在中国而心在外邦者也。此等乱起，官吏有失察之失，而无失职之罪也，薄惩之。内无寇，外无民，此之谓也，以别内外也。”
“或曰，有虽为汉人，而沦落于外邦者，内耶？外耶？臣言，其在外，行于义，既归则行于仁义。仁只可用于内，此教化之义也，不可用于外，不计汉人胡人也。义行于外邦汉人，重于外邦胡人，念祖宗也。不可重于民之胡人，别内外也。”
“军之功，只可取于外，不可取于民也。盗贼州郡自治之，总于中书，查官之治乱之绩者也。有身在军而助民者，奖之劝之，不可以军功授之。”
“文在中书，武在枢密，一内一外，以天子之命而治天下也。”
“武用于外，起于众愿，天子以大义行之。或曰，似汉武帝时，天下苦用兵，而武帝攻匈奴不已，武帝以私兴兵耶？臣曰否。盖民之怨，以一时苦也，非愿从匈奴，为其奴婢也。怜民苦而用兵不已，非失天子之职者，盖远虑重于近忧者也。遗福泽于后世，而身被当世之怨，此天子之苦也。后人被武帝遗泽，当怜之，不怨之，不亦宜乎？”
“不可以外事论内，不可以内事论外，内外之别也，仁义之别也，后人当查之。”
“天子以私兴兵，或贪外邦之物者，或欲以此饰己之德者，非从于众也。此不以义兴兵，纵斩获百万，拓地千里，不为武功。民被其祸，而不得其利，人主以公器私用也。”
“人聚而为邦，为国，为天下。当邦之时，以邦别内外。当国之时，以国别内外。天下之时，以天下别内外。以小邦而心怀天下，不识时务者，失国宜也。”
“武之于外，文之于内。兵以义兴之，内政以律法绳之，以仁义行之。”
“民以争而聚，为邦，为国，为天下，柳河东一总于德，臣以为有未尽者。内外不别无以显《春秋》之义，此其未尽者。内之争一总于物，其物未分，无以显《春秋》，未尽者。”
“物可分乎？臣言物必分之，不分仁义何来？物何以分之？臣言，有物得之则存于世间，失之则不得存活，此生存之物也。有物得之则乐，则美，悦其生也，生活之物也。有物得之可治生产，省人力，此生产之物也。别此三物，则知仁义之起也。”
“上古之时，人民少而禽兽众，生存之物苦不足。人民少，为敌禽兽之害人者，克奉自卫而为群，从于智且明之长者。生存之物尚不足，争之则死，必从于能弥民争者。筚路蓝缕，跋涉于山川湖泽间，茫然不知何处去。长者教民以耕，教民以织。治田土，勤沟洫以治洪水，尝百草以辟大泽，有德于后人，此圣人也。被圣人之德，民得以生，有田土而稼穑，无灾祸而安生。耕以有谷，织以有衣，生存之物足矣。”
“收谷而有余，织衣渐繁多。谷有余而求甘味，衣繁多则务华美。人求甘味而务华美者，悦其生也，生存之物而为生活之物也。此人欲也，亦天理也，不为害，过则为害。生活之物失之不死，得之不足，争起矣。柳河东以争起而聚群，臣以为未详之，当以求生而聚为群也。生而有余，则起争端。”
“求生之时，无争也，争则死，是故圣人之世无争。圣人出焉，天下物有余，争则起矣。庄周谓‘圣人不死，大道不止’，盖因争起于圣人，无圣人则物无有余，不起争端，此其谓欤？盖其苦争，欲人离群而散于天下也。其苦争，亦感圣人之德，圣人为圣人，而非大盗也。俗儒以此非圣人，其失庄周之意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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