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森对此书的评价更是刺骨，孙承宗在世的时候，你不敢黑他，到他死了你各种毁谤，王在晋简直无耻。
后世的网络上，有些人为了彰显自己的观点正确，不惜深挖这些毫无根据的说法，另加以脑补臆测，杜撰各种情节。把这本书奉为史料经典，拿这种大家都不看甚至不知道的“史料”，这逼格也装得也是够高。
谢国桢先生在《清开国史料》有收录《三朝辽事实录》，并有专门的评语。（王在晋）明初经略辽东，与蓟督王象乾专主款蒙古，守关门而弃关外。欲于关外八里筑重城，坚守御，其计颇左。唯是书上起明万历四十六年戊午，下迄天启丁卯十二月，叙事溯源详流。首总略，次编年及奏议，十余年之事，记载綦详，裒然巨帙，为治辽事者所必参考之书也。
以此看来，说谢老认为此书毫无史料价值，显然是错误的。但是谢老认为的史料价值，应该这样说，在明清易代之际，可能是中国历史上对史实记载最不较真的时期。什么人都可以写史，什么人都觉得自己亲眼所见就是真的，写的观点是对的。
以至于很多史料互相传抄，好几本书对一件事情同样的记载，犹不可信。
所以，对于明末清初的史料，要有辨析的看。谢老所说的价值，是因为从万历四十六年辽事起（萨尔浒），到天启七年十二月这个期间，整个的辽事都有记载。
因为在明末的史料中，经常是一件事情只是几句话就带过去，很难得象这样有顺序的叙述下来，其价值就在于“十余年之事，记载甚详”。但是，不等于有记载，就一定是对的。
以王在晋的风格，常常在事实上，玩很多文字游戏，以夸大自己的功劳，贬低对手（主要是孙承宗）。
举一个例子，修八里铺这事情的奏疏上：王在晋题：『臣因严关墙低土薄，旧边止三丈二三尺，今加高至四丈，土帮止八九尺，今填阔至二丈二三尺。墙则砖灰坚砌，土则夯杵并加，虽南北二部尚有一千八百丈未修，而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城外錾濠，濠外掘品字沟，沟中下暗签，沟外间一摆空营，众工毕举，窃意计期可成，又于八里铺筑新边，已完土墙二百余丈，臣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三朝辽事实录》。
按照王在晋的说法：一丈三米，一里495米，一里差不多165丈。（明代的度量衡甚至如此）一千八百丈未修，就是十几里未修，旧城一共才二十里，也就是三千三百丈，他修了一千五，一半都不到。已完土墙二百余丈，三十七里新城，不过完成一里多。
而且，以上还都是土墙，修城肯定不是只用土堆一下就了事的，至少得有砖。请了九十三万两银子，蹦哒半天就这点工程出来。而且，这还是王在晋自己说的完成量，恐怕还得挤点水分出来才对。
但是，他就敢说城墙“已修者粉堞崔嵬相望矣”，他自己则“不时往返，身先调度，勤者赏劳，惰加罚，终日兢兢，如临大敌。”象这样不尽不实的语句，在《三朝辽事实录》中出现的次数非常多，几乎比比皆是。
明朝自萨尔浒兵败以后，关外岌岌可危，朝廷将熊廷弼提拔为辽东经略。
走马上任之时，也是关外抚顺、清河、铁岭等重镇沦陷之际。可是他干不久，又被罢官了，接任的是袁应泰。袁应泰觉得辽东兵力还很多，完全可以跟努尔哈赤大干一场。所以深沟高壑，竖壁清野，结果干下来，继续丢了辽阳，丢了沈阳。
看来看去，明廷觉得，还是熊廷弼能打，他又成了辽东经略，同时派了一个辽东巡抚王化贞。
熊廷弼认为跟努尔哈赤不能马上开战，应该守而后战，站稳脚根再开战。而且，要打，也是要求蒙古、朝鲜加上明朝自己的三方兵力一起发动，也就是“三方布置”策。
王化贞呢？他的座师是首辅叶向高，跟前面的袁应泰以及明朝大部分官员一样，迷之自信，声称对后金完全可以“一举荡平”之。
巡抚这个职务，从明朝中后期开始，就是逐步演变成军、政、民务啥都可以管。能廷弼的经略也不过是啥都可以管，明朝在辽东的经抚权力严重重合。
王化贞在广宁前线，关外主力重兵都在他手里，他不认可什么三方布置，不听你的。熊廷弼对此毫无办法，只能任由王化贞去荡平，最后荡平的结果，当然是王化贞败的很难看，整个广宁重镇都丢了，率残兵逃回。熊廷弼率亲属五千兵接应，退回山海关。
接下来的问题是辽东经略的人选，本来是解经邦，解经邦不敢去，被罢官削籍。
接着轮到了王在晋，王在晋也不敢去，苦苦推辞，那罢官和经略你选一个，没办法，最后只能硬着头皮上。
这时候王在晋跟满朝大臣又一个180度大转弯，变成迷之不自信，认为关外必不可守。
那要守哪里呢？当然是山海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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