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天之后，我要调到安康中学的事就确定时间了，是从下学期开始，正式调过去。
我松了一口气，我想我还可以在红花小学里悠哉悠哉地过完这个学期。
红茶小学的老师们也松了一口气，因为教师数量的减少，摊到他们头上要上的课时就多了，我到下学期才调走，这个学期大家还是可以保持目前的轻松工作状态。
在常人看来，我调到中学去教书，是件好事，人往高处走嘛，谁都认为是好事啊，说明芝麻开花节节高。然而，那是常人的看法，为什么是常人，因为99%的人都是凡人，凡人是从众的，不从众不跟风不与众不同，他们就不是凡人了。
常人、凡人和世俗是很接近的。
出类拔萃的人，看问题和做事风格是明显异于常人的。
常人的眼光看来，是在乎你飞得高不高，不会在乎你飞得累不累。我不觉得调到初中就显得高级一点，适合自己才是最重要的。
我们中国人，总体来说，骨子里就有种求变的心理，小学时就开始学《愚公移山》。所以中国人是很难像瑞典人那样，爷爷做一块表，爸爸也做一块表，自己也还是做一块表，儿子、孙子也还是做一块表。
瑞典人做表的这种工匠精神，在我们中国人看来是不可思议的，我们中国人，如果爷爷做表，爸爸肯定要开个做表的作坊，到自己这代，不开个做表的工厂就说不过去了，到了儿子那代，要开分厂才对得起自己。
在中国，不扩大生产和经营的规模，坚守百年老店的，会被常人看不起。我们的价值观跟北欧的不同啊。
曾记得有个故事，说中国有个代表团去访问法国，想叫法国一个熟悉法律的人介绍一下他们国家几十年的法律变革，结果法方带我方的代表团去了一下乡下的小法庭去找到一个即将退休的女书记员，由那个女书记员作介绍。
我们的随团代表都感到很吃惊，如此重要的两国访问，居然叫一个小小书记员作介绍。但是那个女书记员表情淡定，自信满满，感觉很有成就感和存在感，并不觉得不好意思。人家就是安心一辈子只当个小小的书记员，没挪过窝。可是她却是法国法律界中不可比拟的佼佼者。
这样的例子在中国，是难以想象的，也很少有这样安分的人。在咱们中国，但凡有点眉目、有点机会、有点关系、有点途径，谁不像鱼儿一样，努力往上游？谁不想出人头地？
当年我看了这个故事后，我就认同法国这个女书记员，我觉得一个人只要坚持打一个点，他迟早会有出彩的一天。
相反，不安于工作，醉心于搞关系往上爬，往往导致对业务的不熟悉和对事业的不负责任。
像我爸说的，现在我们的乡镇领导班子是三年换届，第一年去到新乡镇是熟悉工作，第二年是谋划工作，第三年是实施计划，但是计划实施几个月，又面临换届了，是不是自己继续当差还是个未知数呢，铁打的衙门流水的官，谁还有精力去管计划的实施效果呢，自己的进退留转还关心不过来。老百姓的事，先放一边去吧，自己的前程才是最要紧，最切身的利益。
所以，任期过短，就十分容易导致无法一张蓝图绘到底。
从内心里，我是不大赞同一个人、一个单位太频繁的变动人事的。
我刚和红花小学的同事们处得好好的，下学期就要去新环境了。这多少有点不适应。
安康中学我去过，学生比红茶小学多，校园里都是水泥硬化过的地面，有一口池塘，种着莲藕。但是为了防止学生溺水，用铁丝网拦住了，我以后想亲近荷塘都难啊。我不大喜欢安康中学的校园环境。
以后过到去教书，就再也没有红茶小学这种每个教职工可以分一畦小菜地种菜种花的待遇了，教学压力也会比小学大得多。
想到还有几个月就要离开红茶小学，到安康小学去教书了。我就想收集一下参加工作以来发表过我文章的一些刊物，我想以后也许有用得着这些实物作证明的时候，比如评职称什么的，比如证明自己才华什么的，桃李不言，下自成蹊，这些发表过的文章它们都是能替我说话的。
这天夜里我正收集整理着原来发表过我文章的刊物，苏枝梅却打电话过来了，她问，你在忙啥？
我说，我在找一下发表过我文章的一些刊物。
苏枝梅问，是不是发表了很多呀？发财了吧？
我答道，多少有点吧，想到以后可能会用得着，所以专门收集一下。
苏枝梅问，你知道董兰去印度的事吗？
我说，知道呀。
苏枝梅就说，我今天去她那里练瑜伽，她教我几招印度瑜伽，后来她忙着出去了一下，小朱就偷偷向我哭诉，说她男朋友可能要炒她鱿鱼了。我就问她为什么？
小朱就向我透露她和董兰去了印度学瑜伽回来，她男朋友就感觉到她明显的跟之前不一样了。我就问怎么不一样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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