蒙元方面的政局依然不稳，其实还是钱闹的。铁穆耳新君继位，当然要大赏天下，尤其是那些有拥龙之功的宗王和近臣，这耗费掉了蒙元朝廷不多的积蓄。而为了彰显新君武威的立威之战，那就是负债经营了，解决的办法还是发行新钞，又造成了一轮新的经济危机。
尽管几位辅政大臣极力维持局面，但缺钱依然如噩梦般挥之不去，好在抄了桑哥家所获还不至于让内廷揭不开锅。可是真金留下的治国之策让铁穆耳不敢擅改，本意是通过经济来遏制那些入卫宗王，可朝廷收入不足以支付他们所需，事情也就尴尬了。
那些来自草原们的汉子哪里会种地，所以分给他们的那些屯田不是变成了牧场，就是交由投下耕种，或是干脆出租给那些流民，他们收取租赋。但是这些收入和朝廷提供的军费不足以维持他们所耗，那么就要由当地的衙门解决，可地方财政收入又采取包税制度，由专门的税官收取，他们也无能为力。
于是乎真金的遗策缺陷暴露无遗，根本难以实施，地方不得不通过增加那些平民的税赋，榨取地方商贾和豪强，这又引发了新的矛盾。而那些宗王军为了弥补不足，在辖地设关收税，或是动用军队经商和走私，甚至向南朝贩卖战马。
如此一来蒙元地方政府成了受气包，他们即无法达到朝廷的要求，只凭日趋羸弱的镇军，又惹不起那些兵权在握的宗王们。万般无奈之下，一些官员选择了得过且过，一些人干脆与宗王们沆瀣一气，相互勾结谋求个人利益。
那些地方豪强同样日子不好过，他们要向主子缴纳供奉，还要应付地方官员和宗王们的敲诈，也是苦不堪言。这些人多是那些被削爵的世侯，在朝中有着盘根错节的势力，又有多年横征暴敛之下获得的巨额财富，本就是一股不可轻忽的势力，他们能做的除了加大对属民压榨外，也设法壮大实力以求自保。
最倒霉的依然是底层百姓，他们受到了朝廷、地方、宗王和地方豪强们多方的欺压，许多家庭破产，而留给他们的出路不多，除了卖身为奴，就是铤而走险啸聚山林。一时间各处动乱不止，尤其是压榨最深的河南、山东、山西等地盗寇最为猖獗，他们不仅攻州掠府骚扰地方，甚至在中书京畿地区也是动乱丛起。
面对日益糜烂的形势，铁穆耳同样头疼，他也希望能够整肃吏治，重振皇威，可上有先汗遗训，干政的太后，也觉有心无力。几位重臣试图改变现状，但面对复杂的政局，窘迫的财政状况，安童几位顾命大臣也明白这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的策略难改当下的局面，而只有实施彻底的改革才是出路。
可面对日益消沉的新汗，权势熏天的太后，他们又能有什么作为。而他们也清楚多年的积弊已经根深蒂固，想要变革必定会触及各方的利益，外边又有野心勃勃欲以北伐的南朝，稍有不慎不仅使朝廷更加混乱，不仅伤及自身，还有亡国之危。因而也只能左撑右支勉力支撑危局，难改朝廷权威日益衰弱的趋势……
赵昺清楚当下蒙元形势，如前所想已成诸王割据，群盗争雄的局面。那些奉调进入中原地区的宗王军和侍卫亲军，虽然成为防御大宋进攻的支柱，但是也成了动乱之本。短短数年时间，他们已经做大，朝廷难以遏制，地方畏之如虎，豪强恨之入骨，而诸王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为了各自利益冲突不断。
在这种政局混乱不堪，地方官府面临一连串的军事危机下支撑不住了，宗王军他们无权调动，且也用不起。而地方镇军早已糜烂不堪，毫无战斗力，根本无力镇压盗匪。于是他们不得不另想办法，将目光放在了当初真金力主建立的乡兵身上。
乡兵其实就是亦兵亦民的民兵组织，他们农闲时训练，忙时耕种，装备和兵器自备，保护家园抵御盗匪，国家不给军费，但是这些乡兵此时已经是各地豪强和大户的私兵。过去忽必烈担心世侯叛乱，通过分化瓦解将他们的军队肢解，削除了兵权。
而今在朝廷势衰，为遏制宗王军的情况下重新组建，那些曾经的世侯有钱有经验，他们便以建立乡兵为名，招募逃民组织训练，并提供粮饷和土地，使他们成为自己的私人武装。地方政府发现这些乡兵战斗力远胜镇军，打仗悍不畏死，盗匪不敢掠其锋，且管理方便。
于是乎朝廷便开了募兵的口子，让各地州府可以募集非军户参与军事行动，剿灭匪患，保境安民。如此就有一支被称为‘毛葫芦’的特殊群体诞生，他受雇于朝廷作战，一时成为地方武力的支柱，连那些宗王军也不敢轻易招惹他们。
早在北伐时期，赵昺就着手布置事务局收编韩寇和盗匪，在京东一带活动，负责收集情报制造混乱，为来日再战提供支援。这些组织于是在大宋的支持下，利用蒙元乱局迅速发展壮大，他们占据险地结寨自守，袭击官军，劫掠商贾，不断发展壮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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